原住民族文化再現　部落參與博物館的實踐與反思

近二十幾年，臺灣出現兩波計畫性且受矚目的原住民參與博物館行動。第一波為1995年起，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簡稱順益館）推出的「與部落結合」特展系列，以及2000年初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稱史前館）的「來自部落的聲音」，這些行動皆聚焦於詮釋權。

第二波為2007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地方原住民族文物（化）館活化計畫」項下的「大館帶小館」子計畫，受到矚目的展覽型態主要為史前館強調的「共同策展」，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的「文物回娘家」，兩者皆注重社區培力、賦權（empowerment）、合作及對話。

另外還涉及文物返還議題，如2003年太巴塱部落青年代表，拜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希望取回祖靈屋的木雕柱，以重建祖屋，學者胡台麗藉此機會拍攝紀錄片《讓靈魂回家》。2014年底，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胡家瑜與館員到屏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詢問族人能否將佳平舊社Zingrur（金祿勒）部落領袖家的藏品四面木雕祖靈柱申請為國寶；2015年，該館與佳平部落舉辦國寶文物婚禮。從上述各種協商可見，文物展示已逐漸超越「還vs.不還」或「掠奪、盜竊者vs.被掠奪者」等二元思考。

詮釋權的時代意義與反思

「詮釋權」強調對知識生產權威及原住民無話語權的反省。學者陳茂泰從1995年順益館推出的「與部落結合」特展系列「卑南族巡禮展──由獵祭出發」交叉分析詮釋權與展示文本，探究「發聲者」角色置換成原住民後，他們究竟「說了什麼？」陳茂泰提出，即使是原住民的展示者，並不一定保證能適宜地再現一個文化。

陳茂泰的研究涉及原住民／非原住民詮釋者的二元劃分。古學斌則分析，過往人類學以「我親身參與」與忠實記錄，合法化對他者的原真性再現，現在的「原居民人類學」則以「我成長於」或「我是XX族人」，而擁有發聲、再現、更接近真相的正當性，彷彿文化已經寫進一個人的基因中。

這項新的反省議題，即原住民發聲政治。在反省人類學知識合法性的時代背景下，衍生出「原住民」合法性的陷阱與侷限。原住民發聲政治雖製造更接近真相的正當性，也容易陷入原住民能夠去「他者想像」的迷思。超越發聲政治的反思，即問題非策展者是否為原住民，而是策展者身處的主觀位置，或秉持何種觀點敘事。

二二八事件政治受難者高一生，其以日文書寫的〈最後遺書〉製作成網路可流通的中日文對照之動態影片。

族群文化特色展示的意義與反省

部落參與博物館展示的敘事類型（genre），大多為族群文化特色。這類展示的核心概念為差異文化，主要元素為文物的傳統知識或盛裝的歌舞展演，呈現群體文化之美、特色或成就等。雖涉及不同族群、部落，但其敘事構成具有共同與特定的模式與元素組合，得以不斷重複套用。換言之，大致可預期其敘事方式，而這也規約或限制敘事的創意發展。

通常這類型特展強調重建「母體文化」或「在地文化」，對於曾遭貶抑的原住民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但從觀眾接收角度分析，歷史與人類學者Clifford便提出──群體身分認同多傾向再現區隔性的文化，對內部成員來說，或許是強化象徵性的文化成就，但對外部成員而言，仍抱持旁觀者態度。

此外，若仍以此敘事類型為大宗，更容易鞏固支配社會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強化。因此，在無法忽略原住民族群體的特定歷史與經驗的前提下，呈現原住民個別者經驗的反省，不能只有區隔性或固化的文化特質，而是需邁向歷史化，如不同社群／個人的歷史變遷等更細膩的多樣性。

2003年，史前館推出「回憶父親的歌：陳實、高一生與?森寶的音?故事」特展，從群體單元轉向強調群體內部多樣性與個人記憶，為文化特質邁向歷史化的嘗試。陳實（panTer，川村實，1901-1973，卑南族）、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矢多一生，1908-1954，鄒族）與?森寶（baliwakkes，森寶一郎，1910-1988，卑南族），從族名、日本名到漢名，敘述自部落時期、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時期的歷史轉變，如何切身影響個人的生命經驗與音樂創作。

「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述生還者「戰爭的記憶」及「戰敗之後」，帶出這段族人難以面對的歷史。

被忽略或被簡化的接觸地帶

臺博館的「文物回娘家」是推動文物源出社群至博物館詮釋與諮詢藏品，並將珍貴藏品運回源出社群文物館展出的重要里程碑，指標性特展為2009年與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文物館合作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臺博館及部落核心人物皆強調部落自主選件、部落觀點的詮釋，而時任典藏管理組組長李子寧提出一個有別於過去分析原住民策展現象的新視角──以「接觸地帶」來看臺博館與部落的合作，讓不同文化背景與政經地位的人群在庫房對話，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由藝術史學者Pratt於1991年提出、Clifford在博物館發揚。Clifford指出，「接觸地帶」幫助我們看見僵固的社會位置，如「弱裔」（minority）、「部落」等概念，被連接至與支配社會分隔、互不相關的文化與歷史。「接觸地帶」企圖喚起殖民／被殖民者如同相交的軌道，在同一時空「共存」，而此共存涉及壓迫與不平等。

Clifford的「接觸地帶」概念包含「接觸史」與「接觸工作」。前者涉及展示的文化再現——需喚起殖民掙扎與奮鬥，著重敘事、歷史與政治；而「文物回娘家」則著重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接觸工作」及詮釋權優勢的取得，唯文物詮釋或展示文本較未著重物件承載的殖民接觸史。

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副館長Boast指出，2000年代可見更多博物館對文物源出社群的賦權與容納，這是博物館與社群關係的空前改善。然而「接觸地帶」常被簡化為「對話」與「合作」，容易掩蓋尚未被充分再現的歷史與政治議題，故需揭露「接觸地帶」的黑暗面，「接觸地帶」通常不是令人愉悅的。

史前館的「共同策展」則再現殖民／被殖民者的歷史接觸，只是「接觸地帶」並未納入策展概念。例如與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合作「Taupas．日本軍——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講述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動員至南洋參戰（高砂義勇隊）及經歷國共戰爭的老者與遺族的記憶；與花蓮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合作的「遺忘中重組——悲壯的七腳川cikasuwan之戰」，則講述1908年七腳川社遭滅，劫後餘生的族人顛沛流離，但仍積極生存下去的記憶。

兩個特展的展題「回憶錄」及「遺忘中重組」，開啟與牽動部落居民的殖民記憶——尤其是創傷與離散。這段接觸史喚起心痛、血淚及陰影等經驗，也在策展過程中修補。

1990年代，原住民為追求文化主體性，產生以文化特色為內容的展示，但再現社會關係、殖民接觸史的展示文本相對太少，導致跨族群關係的深化與相遇未能進一步開展。詮釋權議題應逐漸跳脫原／漢的對立，以及部落策展或部落觀點的整體化概念，轉向關注實際部落策展人的主觀位置及其策展觀點。

「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特展，族人在日本殖民時期至南洋從軍。

―參考資料―
古學斌（2001）。〈誰掌真相之匙﹖次本地人類學者的一點看法和提醒〉，《文化研究月報》第二期。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02/journal_park_9.html。
李子寧（2011）。〈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季刊》30（2）：4-14。
陳茂泰（1997）。〈博物館與慶典：人類學文化再現的類型與政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4：139-184。
Clifford, J.(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盧梅芬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博物館與原住民、原住民藝術、原住民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