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不只是停留在過去，而是延續到今生今世的故事時，活著，或許比死更需要勇氣。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3年後，由湯湘竹執導的《餘生－賽德克‧巴萊》，以紀錄片的形式，細膩刻畫出在霧社事件後，抗暴餘生們的真實故事。
1930年，賽德克族人因不滿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由莫那．魯道率領各部落發難，與日本政府展開激烈的武力衝突，史稱「霧社事件」。參與抗暴行動的6部落，原有1,236人，在事件後僅存298人，並遭日本政府遷至川中島，亦即今日的清流部落，此處也成為導演湯湘竹主要的取景與訪談之處。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
遺族的故事
歷史是心中永遠的痛
談起紀錄片的製作，湯湘竹將回憶拉回《賽德克‧巴萊》初開鏡的那幾日，當時他擔任電影的錄音師，「魏導（導演魏德聖）知道我有在做紀錄片，就跟我說他想拍這起事件的紀錄片。」
「我知道魏導想做什麼，他想延續──當《賽德克．巴萊》結束後，這些遺族遇到了什麼事情。」因此，湯湘竹在《賽德克‧巴萊》拍攝時期，陸續蒐集與霧社事件相關的資料，「在歷史上，雖然大家都認為莫那．魯道是發起者，但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絕不是莫那．魯道一個人主導，所以我想盡辦法找到各部落的遺族，讓他們都有發聲的機會。」
開拍前，湯湘竹亟欲找尋莫那．魯道長女馬紅．莫那的聲音。他坦言，若這部紀錄片缺少馬紅家族的聲音，就沒有太大的新意，「馬紅．莫那的外孫女馬紅．巴萬是這部紀錄片最關鍵的要角，他同意受訪後，我才覺得這部片有拍攝的價值。」
《餘生－賽德克‧巴萊》導演，湯湘竹。
有別於《賽德克‧巴萊》以男性的觀點出發，《餘生－賽德克．巴萊》選擇以活下來的女性視角，闡述遺族的苦、無奈與不安。霧社事件之於旁觀者，或許只是一件悲壯的歷史事件；然而，對於身為遺族之一的馬紅．巴萬而言，卻不那麼簡單。「我們跟馬紅．莫那生活在一起，我感受的到馬紅．莫那的痛。」曾經試圖逃離這段歷史的馬紅．巴萬，壓抑著心中情緒說道。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
回到Pusu Qhuni
看見族群的起源
不可承受的歷史重量，壓得所有人都快喘不過氣。湯湘竹還記得，當時他在清流部落邀訪時面臨到的難題，「有位大哥和我們聊天、喝酒都很大方，但一聽到我要訪問他，他就開始迴避。」
湯湘竹也曾想過要放棄邀訪，但有個信念卻始終支撐著他。他隨著遺族曾秋勝及兩位兒子，走上中央山脈的稜線，找尋賽德克族起源之地Pusu Qhuni。此地位於花蓮縣與南投縣的交界，不僅難以抵達，也充滿著諸多禁忌，好幾次賽德克族人組隊尋訪，都因天氣、山路的阻礙而一無所獲。然而正因如此，湯湘竹認為自己責無旁貸，「既然近代的部落族人沒有到過發源地，那我一定要去，如果有賽德克族人接觸到這部紀錄片，就能透過影像看到他們的發源地。」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
湯湘竹與3位族人耗費近10天的時間跋山涉水，最後終於成功抵達Pusu Qhuni，這也成為拍攝團隊獲得遺族們的認可關鍵。「大哥知道我們去了Pusu Qhuni後，才點頭同意受訪。」湯湘竹永遠也忘不了，遺族在受訪時強烈的苦痛情緒，那模樣令他不加思索地便關上攝影機。湯湘竹認為，遺族的苦與痛，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詮釋，更不必成為煽情的商業行銷手段。
致力於拍攝紀錄片的湯湘竹，選擇在大環境下無力抗衡的小人物作為主角，然而他也明白，紀錄片屬於小眾市場，能發揮的影響力並不高，「但至少我把他們聲音留下來，有人看到了，會知道在當代有這樣一群人受到如此的遭遇，這樣就夠了。」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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