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稱是南島語族第一個具有國家雛型的大龜文王國,勢力範圍曾遍及中央山脈南部,更曾成功抵禦荷蘭軍隊的進攻。但如同17世紀臺灣島上的其他政權,王國歷經外來勢力的入侵與同化,逐漸隱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現今的大龜文族裔極力奔走,契盼從稀少的文獻紀錄及口述調查中,找尋王國曾經存在的足跡與光榮。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地圖集》:臺灣番地圖,南天書局提供。

 

「排灣族所統治的大龜文王國,從17世紀中開始有文獻紀錄,是世界的南島語族裡,第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組織。」這段文字是美國當代知名漢學泰斗、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對大龜文王國(Tjaquvuquvulj)的陳述。這段文字指出,大龜文王國對於臺灣與南島語族有著極重要的歷史意義,那麼,究竟大龜文王國是如何形成的?大龜文為何以「王國」為名,如何以擬似國家的形貌存在歷史場景中?

 

欲揭開大龜文王國的神秘面紗,依現存的文獻來看,最早可以回溯到17世紀中葉。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隨著大航海時代的競逐,乘船踏上臺灣這座島嶼,開啟福爾摩沙的荷蘭時代。1638年的荷蘭文獻上,大龜文首次以Tocobocobul的拼音登場,因通事發音差異及不同紀錄者所致,尚留下Tacabul、Taccabul、Tockopol、Tokopol、Takabolder等拼音。

 

在日後,清領時期改以「大龜文(紋)」稱呼之,日據時期則稱作「內文」,後續的國民政府則繼續沿用。縱使不同時期對大龜文的稱呼莫衷一是,然現今族群後嗣則漸漸主張用「大龜文王國」作稱呼,隱含復振文化的意圖。

 

400年前曾經盛極一時的大龜文王國,位於中央山脈的南端,轄下的領域包含今屏東率芒溪以南到楓港溪以北,共23個原住民村社,聲勢非常龐大。但隨著島上政權的更迭交替、征伐與殺戮,大龜文的文化與記憶受到遷移及「文明」教化,遂逐漸消融於歷史洪流之中。無奈又幸運的是,不同時期的政權的曾留下為數不多的文字紀錄,讓族群後人得以依尋著文獻檔案,追尋先人的婆娑身影。

 

雙王共治的

大龜文王國

 

一般認為,大龜文王國已具有國家之雛形,因大龜文擁有自己的領土、人民、主權及政府,符合較寬鬆的國家組成要素;但若採取較為嚴謹的學術說法,則可以稱其為酋邦的政治型態。酋邦是一種社會的樣態,也是一種政治單位,其社會秩序以氏族或家系所構成,由世襲的長老領導共同體內全部成員;社會的發展已有初步的階層劃分與專業分工,但未達到可以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國家階段。

 

大龜文王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領導權並非僅定於一尊,而是由兩大部落領袖家系共同分享政治權力,形成「雙王共治」的特徵。主宰大龜文的兩大家系分別是Ruvaniyau部族和Tjuleng部族,在彼此相互合作與競爭下,漸漸形成對內共治、對外共同禦敵的攻守聯盟,吸引周圍的部落投靠納貢、接受保護,因而建立自治的封建酋邦。據研究指出,大龜文王國最強盛時,有多達23個村落聯盟,甚至亦有漢人村落投靠,顯示王國曾有的偉大與榮景。

 

基本上,大龜文王國境內的土地在名義上皆歸部落領袖所有,而部落領袖是排灣族社會中的核心領導者。此外,尚有部落代管者、氏族、祭司等世襲階級身分,協助領袖打理酋邦的運作。酋邦大領袖管轄領土內的政治、文化、宗教、財政等事宜,對外則能行使交戰、媾和、締約之權利,地位猶如封建社會的君主或當今所稱的元首。

 

 

戰役、遷移、理蕃

大龜文的盛與衰

 

我們無法確切地指出大龜文王國始於何時,但從當代學術界對歷史文獻的考據與田野調查研究指出,大龜文王國在17世紀時就已經存在,可能是較早遷移到當地的古排灣族、箕模族、卑南族、蘭嶼及小琉球等族群融合而成。

 

1624年,荷蘭人由南臺灣登陸,闢建海外殖民基地,寫下臺灣史的新篇章。自荷蘭時代以降,異族文明開始大規模、系統性地和臺灣原住民族產生互動,改寫了大龜文王國的歷史,也改變了福爾摩沙的命運。

 

在荷蘭統治期間,東印度公司為了強化對臺灣的掌控以及取得更多的資源,企圖藉由攏絡原住民族以達到控制漢人及臺灣勢力的目的,遂透過邀請各村社或酋邦的領袖出席地方會議,授予權杖的儀式象徵歸順。因荷蘭人欲進一步開發島上的資源,計畫取道瑯嶠地區(恆春半島一帶)到臺東開採金礦,而和瑯嶠地區的原住民族展開聯繫;屬於瑯嶠上十八社地區的大龜文王國,並未心甘情願地臣服,與荷蘭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後來陸續吸納不滿荷蘭統治的村社,逐漸壯大自身勢力。1661年荷人兩度出兵攻打大龜文王國,族人遁入崇山峻嶺、以游擊戰反擊,使荷軍元氣大傷,影響軍事防守能力,間接提供隔年鄭成功舉兵攻臺的機會。

 

1683年清朝擊敗鄭克塽,入主臺灣,開始長達212年的統治。這段期間,大量漢人陸續從中國移民至臺灣進行開墾,導致原漢之間的摩擦衝突日益增加。執政當局對原住民族抱持「化外民族」的態度,放任漢人巧取豪奪原住民的土地。直到1874年爆發「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牡丹社震驚了清朝,這才一改當局消極治理的態度,宣布施行「開山撫蕃」政策。不過隔年隨即發生「獅頭山戰役」,清朝出兵攻打大龜文王國藩屬的蕃社,造成嚴重的死傷,但這場戰役也揭穿清朝「開山撫蕃」政策其實是「改撫為剿」的真實面貌。

 

1895年簽定馬關條約之後,日人統治臺灣,理蕃政策隨時局有數次變遷,大致有攏絡綏撫、武力掃蕩、集體遷移與皇民化等階段。治臺之初,日本主力在平定漢人抗日風波,而對原住民族採取綏撫的手腕,授予族人田產、立親日族人為領袖進行攏絡。

 

1910年開始實施「五年理蕃計畫」,設蕃務本署積極著手對蕃地進行測量調查,甚至兵分兩路討伐南北蕃人,乃至於1914年引爆「南蕃事件」。南蕃事件導火線之一是日本欲全面收押排灣族的槍枝,遭恆春半島地區的排灣族抵抗,最終日本動用近兩千名的軍警加上兩艘驅逐艦,在海陸夾擊下才平定,也導致大龜王王國就此沉寂,無力再起。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地圖集》:臺灣南部之圖。

 

外來政權教化

族群文化步步流失

 

排灣族學者葉神保認為,「南蕃事件」可以視作日本治臺初期的理蕃政策無效後的圖窮匕見,後續影響為族人失去維繫自治的武力,也被迫納入國家體制當中。1931年,總督府受到前年「霧社事件」刺激,發布「理番政策大綱」,將集體遷移列為施政重點,陸續由北往南執行大量遠距離的原住民族部落遷村行動,企圖破壞部落間的地緣及社會關係。1940年代日本全面發動太平洋戰爭,愈加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甚至徵招原住民組織「高砂義勇隊」出征到南洋。簡單地說,日本統治臺灣的50年間,以愈來愈有系統的方式將原住民族編納入殖民體制裡。在此歷史階段中,大龜文王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多數原住民族部落一樣,受到統治政權的壓制與有意圖的削減,快速地土崩瓦解。

 

戰後,臺灣再次易主,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儘管政權已改朝換代,但國民政府治理原住民族的基調,仍承續清、日的政策,欲對原住民進行漢化教育。後續因國家施行地方自治、推行國民教育、政治民主化,以及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興起喚起原住民自覺等因素,使原住民的地位、生活水平以及自我認同有所提升,但歷經外來政權長久的干預,原住民族的傳統社會組織、生活方式、經濟活動已和過往傳統大相逕庭,甚至趨於破碎。

 

若從較為宏觀的角度看待大龜文王國的發展,其與異族文明的接觸引發了不少的戰役與遷移,且外來文明還以殖民者之姿,推行理蕃與教化,使得歷史走向一個悲觀的結論,認為大龜文王國整體的發展走向由盛漸衰,幾乎要隱滅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龜文後裔的

祖靈追尋之路

 

所有臺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都面臨了同樣的難題,那就是缺乏從該族群角度所書寫的歷史文獻。因為過往原住民族沒有發展出文字當作紀錄載具,所以在以文字主導歷史書寫典範中,長期遭到簡化,需大篇幅仰賴異族文明或外國人所做的觀察、研究、紀錄或訪談資料,藉此拼湊原住民族的生活圖像。所幸,近年來提倡自我書寫己身民族歷史的風潮中,讓建構原住民族歷史的主體性成為可能。在這股浪潮下,大龜文王國的歷史,才慢慢地浮現。

 

「過去祖先的豐功偉業,有血有淚,讓我感到相當心酸與難過。我很愛我的家族、更愛研究。我背負著研究排灣族的責任。因此非常努力做田野調查、部落遺址探討溯源,如今我的責任還是未了,因為過去國家體制對原住民族視若無睹,我有責任將我的祖先的歷史重現在世人面前。」大龜文王國後裔張金生,在訪談時講到激動處不禁潸然淚下,他花費龐大心力進行耆老口述調查及文獻考究,只為了一探大龜文祖先辛勤打拚的輪廓,如今已出版相關研究著作,提供了世人重新追溯大龜文歷史的線索。

 

事實上,當代的學者與後裔不斷地強調,大龜文王國曾是相對獨立自主的酋邦,論述Mamazangiljang之於排灣族共同體的意涵,乃至於探索主流臺灣史敘事較少提及的歷史事件和其意義,包含:荷蘭出兵大龜文間接提供鄭成功攻臺之機會,以及獅頭山戰役和南蕃事件揭露統治者對待原住民族不仁等事實。

 

這些過往隱藏在主流歷史敘事之後的記憶,都是族群重新了解自我、建構民族歷史、塑造集體認同的過程。後人透過出版著作,詮釋與重述歷史,或依據資料做出適當推斷,讓彼時大龜文王國的輪廓樣貌,得以在現代逐漸撥開迷霧,獲得較為清楚的視野,我們彷彿能穿梭回到往日時光,凝望祖先胼手胝足的記憶和一張張曾確實存在的面容。一條通往祖靈的追尋之路,緩緩在面前鋪陳開來。

 

註:本文使用「番」、「蕃」等字眼,出於保持引用歷史文獻所用之文字,非帶有貶義,尚請見諒。

 


─ 參考資料 ─

張金生,《排灣族Mamazangiljan制度及其部落變遷發展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童元昭、葉神保,〈Tjaquvuquvulj 的散與聚:跨部落集體性的多重再現〉,花蓮:《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6卷第4期,頁39-75,2013年。

葉神保,《排灣族Caqovoqovo(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葉神保,《日治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葉高華,〈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北:《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1期,頁125-170,2017年。

歐陽泰(Tonio Andrade),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社,2017年。

蔡宜靜,〈荷據時期(1624∼ 1662)大龜文王國形成與發展之研究〉,花蓮:《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6期,頁157-192,2009年。

蔡宜靜,《荷據時期(1624∼1662)大龜文王國形成與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論文,2009年。

譚昌國,《排灣族》,臺北:三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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