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的異鄉人

原住民族世世代代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與環境共生數千年，祖先在與山林搏鬥求生的歷史中，學會與自然共處，並發展出各個族群和地區的規範與禁忌──布農族稱作samu，泰雅族稱之gaga，太魯閣族及賽德克族稱為gaya或waya。這些不成文規範雖沒有文字紀錄，卻真實存在族群的口傳文化中，代代傳承。

誰的文明？

當那些殖民者來了之後

打獵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具有神聖的意義。長輩教導族人，獵物不可濫捕，且若打到獵物不論距離多遠，一定得追捕到獵物，不能讓獵物犧牲生命而造成浪費；在宰殺獵物時，需心懷感激、助念禱詞，感謝獵物的生命餵養我們。族人必須嚴格遵守規範，避免觸犯禁忌，同時也能維護生態平衡。

但自16世紀開始，外來殖民者進入臺灣，企圖「教導」原住民族文明的生活。日本人帶來一套號稱文明的規範，限制原住民族原本的生活樣態與信仰，以確保族人服從。像是因統治者害怕原住民族武裝反抗，於是管制原住民族賴以為生的狩獵槍枝、禁止男子會所訓練；透過集團移住政策，逐步裂解原住民族的傳統組織。此外，也推動皇民化政策，讓原住民族成為「文明現代」的天皇子民。

後來，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承接這套文明的邏輯，在1980年代初跟隨著國際生態保育潮流，劃設國家公園、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原住民族，因法規的制定，被驅趕出世代生活的傳統領域，原本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也變成中華民國法律中的「犯罪」。

1983年，政府以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緣由，頒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開始控管刀械槍砲。原住民族使用的狩獵槍枝，雖然在例外開放的範圍內，但法令條文的細節，卻將獵槍劃限在非常落後的規格，並且限於「自製」，導致獵人只能使用不安全的獵槍。在每年冬季的狩獵高峰期，幾乎都有因獵槍走火、膛炸，造成原住民獵人重傷或死亡的案例發生。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從2013年至今，共發生33件原住民使用獵槍誤擊傷亡事件，有11名族人死亡，如2016年，穿山甲保育研究員布農族余滿榮，即因自製獵槍走火而不幸身亡。未將原住民族文化及傳統生活模式納入法規制定的考量中，無疑是讓原住民族獵人陷於重大的生命風險之中。

野蠻的汙名

祖先的教導為何成為犯罪？

在新聞媒體上，不乏出現原住民「盜獵」野生動物、「盜採」野生植物等字眼，閱聽眾往往疑惑原住民為什麼這麼愛「違法」？甚至提出「為什麼原住民吃肉不到超市買，還要獵捕野生動物，這不是很殘忍嗎？」等疑問。「野蠻」、「殺生」、「破壞生態」，便成為伴隨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汙名。

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並不單單是蛋白質的需求。像是在布農族的文化中，並沒有「獵人」這個詞彙，因為狩獵不只是一個職業，而是每一位布農族的男人肩負的責任。而狩獵文化的意涵，不僅涉及狩獵的技術，還包括對山林的認識與身為部落族人的人格養成。獵人上山狩獵，同時也是在觀察傳統領域的變化、守護與巡視土地，許多的歲時祭儀也因應狩獵文化而產生。

只是，臺灣野生動物數量大量減少，大眾仍直觀認為狩獵行為是導致野生動物保育危機的元兇，而忽視根本的原因在於開發導致棲地遭到破壞。生態保育與原住民族文化存續，從來不是兩組對立的詞彙，但由於政府不適當的法令規範，加上媒體渲染報導，深化社會大眾的錯誤認知，這樣的傷害，不僅體現於獵人本身，更是牽涉到整體的族群文化傳承。

誰的山林？

山林的守護者卻被當作小偷

在「國家」來到臺灣以後，這塊土地的一草一木，都是國家所擁有。然而，採集除了是原住民的食用材料，同樣也是房屋建築與生活器具的素材，只是這些日常，卻成了國家眼中的「違法事件」。

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明訂原住民族有依照文化慣習使用自然資源的權利；但同年，在新竹縣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卻因將颱風吹倒的櫸木帶回做公共使用，被林務局以竊盜罪告發，一審判決有罪、二審仍判有罪但減輕刑度。族人堅持在泰雅族傳統領域內，因生活慣習需要而採取森林產物之活動並無違法，因而繼續上訴。直到2010年，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更審，才終於無罪判決，訴訟共長達5年。

但近年仍時常發生族人上山採集野生愛玉、黃藤，卻遭控告竊盜的案例，即便在司法判決上，能引用《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的自然資源使用權利，但因相關法規遲遲未修改，第一線的警員只能「依法」移送、檢察官也「依法」起訴。頻繁進出法院以及冗長的司法審判過程，都讓族人疲於奔命，「是不是我們真的做錯事情了，不然檢察官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布農族族人的痛心回應，再再顯示出現今法治與族群文化之扞格。

生活文化受到質疑，核心的原因在於生活的土地已不再屬於部落共有。國家公園的劃設將原住民族驅趕出傳統領域，族人申請進入傳統領域狩獵卻不被許可，被迫遠離習慣的土地與日常，也引發族人群起抗爭。

2015年，過去曾參與拉倒吳鳳銅像事件的布農族牧師Kavas，帶領利稻部落青年回到位於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三叉山，在該地宣示傳統領域並播下小米種子，表達捍衛土地的決心，卻遭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以「違反國家安全法」之名傳喚調查。

2016年，位於Skaru流域的十二支泰雅部落組成「Skaru流域部落群主權行動聯盟」，集結在觀霧森林遊樂區，抗議雪霸國家公園管理局長期限制泰雅族人回到傳統領域狩獵採集，要求林務局與雪霸國家公園歸還傳統領域的使用權利。

曾經是驕傲的山林守護者，在殖民者來到的百年間，被安上小偷的罪名。長期的制度壓迫與汙名，讓原住民族社群苦不堪言，也每每走上街頭抗爭，或在眾多的個案救援之間疲憊不堪。

改變的曙光

向原住民族學習一起共好

不當的法規限制，立法調整與修改也非一朝一夕可完成，況且原住民族的政治參與受到許多限制，即便有憲法保障的6席原住民立委席次，仍是立法院中的少數。原住民族權利相關的法規議案，總是在眾多「優先法案」當中被擱置，《原基法》通過至今14年，相關的子法和衝突法律的修正，進度緩如牛步。

然而2016年，總統蔡英文以國家元首身分向原住民族道歉後，似乎嶄露了一些改變的曙光。行政單位有意識的在行政裁量範圍內，開始推動一些改變，尤其是過去最常與原住民族對立的「林先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現任局長林華慶上任後，努力推動林管處與地方社群積極合作，建立共管機制的政策。

在狩獵方面，林務局推動「原住民族部落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畫」，透過各地林區管理處與原住民族部落合作的方式，建立符合在地原住民族社群規範和需求的管理辦法，取代目前一體適用的僵化管理制度。另外，經由學術單位的協力配合，進行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的監測，讓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成為野生動物保育的一環而不再是對立的兩造。

今年，林務局也頒佈《原住民族依照生活慣習採取森林產物規則》，讓原住民族生活所需的採集活動有了細部的法律保障，不再輕易被貼上犯罪、竊盜等莫須有的標籤。未來原住民族採集生活所需的野生植物、樹木，都有合法的途徑可依循，並且少量的自用需求可以免於繁雜的申請程序。

這些改變，讓族人看見當前政府推動原住民族權利的誠意，但若其他相關法規的修正，僅是透過行政部門的推動，而未能在法律修訂上落實，這僅是階段性的過渡做法，治標而不治本。如何讓社會大眾關注原住民議題、認識原住民文化、了解原住民的生活價值根植於文化脈絡，才能消彌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歧視與偏見，進而創造和諧的社會。

引用聯合國在2018年8月9日世界原住民族日（Inernational Da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所發表的新聞稿，「保護原住民族的權利，就是保護所有人的權利」（Prot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s protecting everyone’s rights）。用原住民族在地生長的智慧來建構管理制度和法規，並不會成為原住民的「特權」，與土地連結的經驗和思考，有助於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所有人一起邁向共好。不要繼續讓原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不要繼續讓原住民族當現代文明的異鄉人，而是攜手讓這片土地的所有人，一起創造屬於我們共同的、多元的、在地的文明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