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的部落漂鳥

文／Savungaz Valincinan 插圖／林家棟

原視界 2019-09-23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我實在不願輕易讓眼淚流下
我以為我並不差不會害怕
我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長大

巴奈．庫穗的《流浪記》，唱出十幾歲的原住民青年，一個人離鄉背井到都市打拼的孤獨與挫折。根據2018年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統計，設籍都會區的原住民人口已達46.9%，實際在都會區生活的原住民人口總數，可能已超過五成。

在1960年代前後，隨著工業化發展與資本主義的浪潮來襲，傳統經濟結構產生巨大變化，形成大量人口往都市集中的現象。在社會轉型的路徑上，原住民過去從事的傳統農作、狩獵或捕魚等生計方式，逐漸難以供給生活所需的開銷；都會區高度的勞動力需求，成為對原鄉人口的拉力。

都市原住民早期主要從事板模、採礦、遠洋漁業等「最高、最深、又最遠」的底層危險工作，至今也仍大多仰賴體力勞動來營生。然而，都市雖然比原鄉有更多工作機會，卻同時也有較大的支出開銷，成為都市原住民經濟能力難以提升的原因。種種因素，讓族人要在都市購屋、租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裡是我家

在都會邊緣安身立命的部落

即便生活仍相對困難，這群來到都市打拼的原住民勞動者，仍努力在困境中求生存。族人們相互聚集、彼此連結，在都會區的邊緣地帶自力打造家園、落地生根，形成擁有社區認同的聚落。延續族群的群聚特性，族人一個拉一個地將原鄉的親族、朋友，邀請到都市打拼和生活，其中又以阿美族的聚落居多，包括新北市大漢溪、新店溪畔的數個阿美族社區、基隆瑞芳的快樂山部落、桃園的撒烏瓦知部落等。另外，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精華地帶的拉瓦克部落，因地緣關係而多是排灣族人。這些聚落大都座落於河岸邊，與原住民族的生活慣習息息相關。

都市裡的部落不僅是遮風避雨的居住地，更是文化傳承與社會互助體系連結的重要空間；在這數十年間，都市部落各自發展出緊密的部落認同與文化祭儀。例如位於新北市的溪州部落，第一代成員來自花東各地的原鄉如馬太鞍、觀音、太巴塱、樟原、壽豐、加禮洞等，但他們在新組成的「都市原鄉」逐漸形成新的認同，延續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而有自己的部落領袖、年齡階級組織，也會每年舉辦祭典等等。

而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拉瓦克部落則是另一個特殊案例。1950年代，拉瓦克部落的位置其實是運河畔，該區域工廠林立，生活條件相當惡劣。但由於許多族人在鄰近的復興木業工作，加上逐水而居的生活習慣，這群從原鄉遷移至都市的排灣族人便慢慢在此聚集，形成聚落，並為這個共同生活的新天地取了名字「拉瓦克」（Ljavek）──在水邊的意思。族人們依照排灣族的階級制度，推舉來自原鄉頭目的家族長輩成為拉瓦克部落的頭目，並依照原鄉的歲時祭儀舉行收穫祭。雖然位於都會區，但這個部落的老老小小，都會講排灣族語。

1958年，台塑石化工廠來了，王永慶事業的「起家厝」緊鄰拉瓦克部落而建，也將原本寬闊的部落，壓縮進工廠圍牆與運河狹縫中的狹長形空間。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族人形容，當工廠排放廢氣的時候，天空就像下雪一樣，白白的塑膠塵從天而降，伴隨著化學惡臭。

後來，工廠停止營運，運河也填平，但墊高的路面帶來的是一遇大雨就淹水的窘境。運河另一側的眷村改建成國宅，鄰近的土地變成Costco、Ikea、夢時代等新興商場，前鎮區快速的改頭換面，而拉瓦克部落像是被時間遺忘，仍以木造、鐵皮的身軀，靜靜的看著城市的發展與變化。

60幾年的連結積累，都市原住民部落對於族人來說，不再只是暫時棲身之地；三、四個世代的子孫在此奔跑、成長，這裡早已是故鄉。

國家機器的否定

烽火連天的驅趕和離散

即使不富裕卻足以安居的景況，在1990年代後已不復見。「佔用戶」、「違建戶」，是各地方政府給予這群早期參與城市發展、貢獻勞動力的都市原住民部落成員的稱呼，也讓全臺灣的都原部落居民都曾有過｢我們建造這座城市，但我們卻要被趕出去｣的嘆息。

──北部河岸部落──

2007年，當時的臺北縣政府推動「大碧潭再造計劃」，為了重劃行水區、整治河川，政府積極拆遷數個位於新店溪畔的阿美族都市原住民部落。在那兩、三年間，三鶯部落、小碧潭部落、崁津部落、撒烏瓦知部落等河岸部落陸續遭到迫遷。

當年，溪州部落的居民向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候選人馬英九陳情，表達希望繼續居住的心願時，馬英九卻回應「我把你們當人看」、「要好好教育你們」、「原住民的心態要調整」等話語，在議題上掀起一波論戰。

爾後，縣府提出興建「三峽隆恩埔國宅」作為安置，但因租金過高與空間不符合使用習慣等原因，而以失敗告終。但迫遷的壓力並未停歇，地方政府以各種違法的理由，直接強拆或以司法手段提告，不斷強化居民侵佔國有土地的標籤，要求拆屋還地甚至賠償。

北部河岸部落的抗爭，在學界、藝文界及社運等強力聲援參與下，得到高度的關注；也因為地理區域位在國家政治經濟中心，不論在媒體曝光度、資源、人力的串聯上，都能夠有效的投入，而出現了些許的轉機。

在2016年前後，三鶯部落自救會及溪州部落自救會分別與新北市政府達成「異地安置、重建部落」共識，選擇離部落原址不遠，且較安全的地方重建部落。地方政府透過都市計畫用地變更，讓部落居民可以合法承租土地使用，租約一簽就是20年，期滿後族人還擁有優先承租權，幾乎等於是永久居住。而地上物則採行「333方案」，由族人自籌款、政府補助款、銀行貸款各負擔三分之一的方式來興建，完成後的產權歸部落共同的協會法人所有。新部落的空間規劃，也依照部落族人的家戶需求，以及部落祭儀和活動空間的需要，由族人自主規劃。

──高雄拉瓦克部落──

然而，在島嶼另一頭的高雄市拉瓦克部落，有著同樣的經歷，卻走向不同的結局。1997年，拉瓦克部落遭提報違建，部落組成自救會，向高雄市政府陳情；高雄市政府提出拉瓦克部落第一次的安置方案，用社會住宅的機制，將部分同意安置的住戶遷至小港區的那魯灣社區。但是遷移至另一個新社區，每個月將多出3至4千元的租金與管理費，加上社會住宅的入住條件必須是中低收入戶，還有最長僅8年的居住期限，往往安置幾年後，居民只能再搬回部落原址。

直至2013年，拉瓦克部落再度收到來自高雄市政府的拆遷公文。即便部落居民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市議會陳情，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也帶著族人北上，參訪北部河岸部落的處置方式；但高雄市府在未與部落族人建立對等協商平台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安置方案，採取與過去相同的社會住宅安置措施，一邊強制拆除舊部落，一邊承諾會盡力爭取租金補助與租期延長，要族人先「將就」。

拉瓦克部落族人在這一次的安置中，分別進到小港區的那麓灣社區及五甲區的舊台電宿舍。在未考量族人生活文化特殊性與部落集體社會的強制安置，也讓不少問題浮上檯面。除了分散安置族人，導致社區互助的系統瓦解，原先平面的社區橫向連結，被打散到立體的公寓方格中，族人頓失日常交流與舉辦祭儀的空間；另一方面，拉瓦克部落的居住型態複雜，同一個門牌可能居住超過6人，而五甲台電宿舍一戶格局不到20坪，根本無法容納大家庭，使得「一戶換一戶」的措施更顯紕漏盡出。

部分族人不堪長期與高雄市府的拉扯消耗，同意接受安置，但仍有近10戶的族人不願意簽字搬遷。在2018年4月1日清晨，高雄市府的怪手開進部落，強制拆除數戶家屋，終於掀起社會輿論的關注與對高雄市政府的譴責。而居民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協助，第一次採取法律途徑，對高雄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目前法院仍在審理此案，但族人被迫分散、失去房屋流離失所的結果，卻已無法挽回。

家在何方？

居住與文化的集體需求如何被看見

即便有溪州部落、三鶯部落成功協商而共贏的案例，卻沒有成為政府在面對都市原住民部落集體需求時的範本。尤其在拉瓦克部落的案例中，可以觀察到地方政府對於「非正規住居」缺乏理解，也忽視都原部落形成的歷史背景，以及社區的集體性；導致於政府提出的安置措施僅考量「有得住就好」，而不在乎居住品質和原住民的文化傳承等需求，甚至認為有安置就不是迫遷。當拉瓦克部落族人於安置說明會上，向高雄市原民會提出部落文化不應該被消滅時，時任高雄市原民會主委谷縱．喀勒芳安回應，「在安置完成後，原民會會出版拉瓦克歷史，為拉瓦克曾經的文化留下紀錄」。

事實上，國際社會在談論居住權的保障，除了基本的居住需求，還有更多的權利內涵。2009年，臺灣政府將聯合國的人權兩公約，透過施行法的方式內國法化，兩公約對於人權的條文保障與一般性意見解釋，理應都具有國內法效力。其中，《經濟社會與文化公約》第 11 條、以及其對應的第4號、第7號「一般性意見」中，對於適足的住房權（Right to Housing）已明確指出：

「不應狹隘或限制性地解釋住房權，譬如，把它視為僅是頭上有一遮瓦的住處或把住所完全視為一商品而已，而應該把它視為安全、和平且有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利。」

2017年初，在法務部主辦的第二次兩公約國家人權審查會議，國際人權專家所提出的結論性意見，第44點針對都市原住民部落問題特別提到：「在提供民眾適足住房時也應考量原住民族的文化與集體需求。」

根據兩公約居住權保障所揭之精神，安置本身無法正當化迫遷，而只能是「最例外狀況」下不得已拆遷的補償措施。拆遷是否遵守公約義務，應依案件具體脈絡而定，至少必須完成幾個要件：拆遷具有正當目的、合乎比例原則、確實真誠磋商。

城市新興與居民人權未必都是死結，我們需要思考，對於城市發展的想像，除了高樓大廈的進步景觀，是否也包含任何人群都能平等而有尊嚴的在城市當中生活？我們能否讓歷史的痕跡與城市發展共生共榮，而非僅是歷史文獻中的一頁篇章？家的未來在何方，是那些仍在抗爭和守護家園都市原住民部落族人，心中最大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