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瑪蘭族」的族群名稱，雖在2002年隨著族群復名後，納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的用詞定義，但是只針對原本有原住民身分的噶瑪蘭族人，也就是在1956登記及1963年前補登記的族人。大部分日據時期戶口名簿中註記「熟番」的噶瑪蘭族後裔，也就是被分類為「平埔族群」的人，至今依然沒有原住民身分，並未真正「復名」。
因此，若是從國家分類來看待噶瑪蘭族，將會有許多闕失和疏漏。我們期待能從自身的原住民族史觀及遭逢的處境，詮釋從歷史延續至當代的「噶瑪蘭族」族群文化。
噶瑪蘭族神話
女神mutumazu的告誡 承諾與分工的重要
在天上的女神mutumazu，因看到siangau沒有東西吃而心生憐憫，便下凡教導siangau耕作，爾後相戀、結髮，並生了一個孩子。mutumazu每日到田裡工作，外出前交代在家照顧孩子的丈夫，不可以給孩子吃qanaw（陸蟹之一）。但是丈夫眼見孩子哭鬧，仍給他吃qanaw，孩子的哭泣也隨之停止。mutumazu回到家，看見孩子肚中有qanaw，便責罵丈夫沒聽勸告。
隔天要外出時，mutumazu再次交代丈夫絕對不可以給孩子吃qanaw；但因孩子哭泣，丈夫不聽告誡又給他吃了qanaw，孩子又不哭鬧了。但mutumazu回到家，看見孩子肚中有qanaw，再次大聲責罵丈夫。第三天，mutumazu準備到田裡工作前，再次交代千萬不可以給孩子吃qanaw，若孩子哭鬧可以將孩子帶到田裡，由他來餵孩子吃母奶。但孩子哭鬧，siangau還是給孩子吃qanaw。mutumazu回來後發現孩子肚中有螃蟹，非常生氣的責備丈夫：「既然你不信守承諾，我就返回天上。」於是mutumazu在空地上燒柴火，乘著白煙回到天上，再也不回來了。
掠奪、屠殺
人類史上橫跨百年的悲劇
不論是身在宜蘭或已移至花東海岸逾150年的噶瑪蘭人，都有著共同的記憶──18世紀進入蘭陽平原漢人的掠奪和清廷屠殺，這是噶瑪蘭族人跨越數百年來的悲苦遭遇。
1796年，吳沙率領漢族漳、泉、粵約千人，從烏石港附近登陸，在頭圍建立第一個據點。數年後漢族人口在蘭陽平原大量增加，清政府在被動情況下於1810年將蘭陽平原納入版圖，地名從「蛤仔難」改為「噶瑪蘭」。
噶瑪蘭人的土地和聚落納入清朝版圖，代表國家機器的介入，強制將噶瑪蘭族人的土地重新分配。終究，族人無法對抗漢人強勢的力量與國家武力的掠奪，在1830年開始逃離世代居住的原鄉。先是在宜蘭境內遷移，之後南遷至花蓮，並在今新城鄉嘉里村漸漸形成了逾2千人的大部落「加禮宛社」。
一場屠殺——加禮宛戰役
南下遷移的噶瑪蘭族在花蓮建立加禮宛社。1878年，因清官招搖撞騙、按田勒派，詐索加禮宛社不少金錢，加上凌辱婦人之事時有所聞，加禮宛社人聯合撒奇萊雅族共同抵抗清軍，爆發「加禮宛戰役」。兩族與清軍相峙數日，部落慘遭焚毀，4、5千名族人戰死；戰事結束後，清政府南澳鎮總兵吳光亮採取「勒遷以分其勢」政策，令多數的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人遷至東海岸與花東縱谷地區，造成兩族人離散竄逃（撒奇萊雅族稱此役為「達固部灣戰役」）。
兩族人被迫隱匿他鄉，自此在歷史上「消失」，成為流浪的民族。兩族後裔為紀念這段慘烈的歷史，在2008年與2018年分別舉辦「加禮宛／達固部灣戰役學術研討會」，以族群主體性即史觀論述過去這段隱匿求生的集體記憶。
從祭儀看見
四季交替、感念與生命觀
花蓮東海岸的噶瑪蘭族部落，如花蓮縣豐濱鄉pateRungan新社、kodic立德部落，新城鄉的kalewan加禮宛部落，臺東縣長濱鄉的polo't大峰峰、kolado't樟原部落，至今仍實踐噶瑪蘭族的信仰、文化。由於1968年新社部落才有公路開通，雖然和阿美族聚落為鄰或混居，仍然保有許多傳統的祭儀、生活習慣、傳統知識、歌謠和以及族語。這些都成為21世紀以後宜蘭族親效法的場域，為後裔提供學習、實踐和參與文化核心的堡壘。
像是新社部落一整年都有歲時祭儀和特有的文化習慣。刺桐花開之時迎來的初春，部落的男人在出海捕魚前，會舉行sbaw tu lazin（海祭，立德、樟源和大峰峰部落稱為laligi），祭拜掌管海洋之神以祈求豐收平安，開啟接下來的一年。
日據時期新社部落有「豐濱鄉的米倉」之稱，以種植水稻為主，gataban（豐年祭）就是為了感念大地神靈和祖靈的祭典，在每年8月上中旬舉辦，是新社部落一年中最大的祭典。
歲末，各家戶會舉行歲末祭祖儀式palilin。新社部落的palilin有兩種：kavanlan palilin和dupuwan palilin。kavalan palilin在晚上進行，大多會在家中的廚房的小祭台上準備isi酒（糯米釀製的紅酒與白酒）、糯米糕、麻糬、香菸、檳榔等祭品，祭拜家中過世祖先的祈福儀式。dopuwan palilin在早上舉行，當天中午12時以前結束。此祭典的規定嚴格，只有至親的家人才可以參加，嚴禁外人觀看和參與，族人相信若讓外人看到dopuwan palilin的儀式，將有壞運氣及厄運降臨到這個家庭。
此外，噶瑪蘭還有屬於metiyu（女祭師）的祭典──kisaiz和pagalavi。kisaiz是噶瑪蘭族專為少女治病和集體宗教活動的儀式，經kisaiz治癒的少女，便具有metiyu的資格，可以成為metiyu團的一員。pagalavi是metiyu專屬的祭祀與醫療行為，metiyu多於夏末初秋、沒有月亮的日子進行，為身體欠安的metiyu治病，同時也為部落祈求平安。目前，新社部落約有7位metiyu，持續為部落族人與祖靈、神靈溝通。但kisaiz祭典在1960年代中期就停辦，pagalavi也在數年前中止，兩祭典轉換成文化展演的模式，依舊在部落流傳著。
而在噶瑪蘭專為去世族人的亡靈所舉行的儀式稱為padohogan，是噶瑪蘭族獨特生命觀與宇宙觀的表現。舉行的前一天與當天，metiyu與喪家必須齋戒。metiyu坐在正廳，敲細竹召喚亡靈回家，由家人餵養祭祀。藉由這個儀式亡靈與親友見最後一面，也是情感上與過世家人某種程度的了斷。
此外，噶瑪蘭族對祖靈十分崇敬虔誠，在開工、外出、完工、狩獵或從事其他活動時，都會舉行sbaw。即使平常喝酒之際，族人也不忘sbaw，請祖靈一同來享受。
2019年7月，奇立板部落恢復已中斷百年的海祭，重建噶瑪蘭族的傳統。
2019年8月新社部落豐年祭，族人在祭儀上歌頌神靈。自噶瑪蘭族復名以來，藉由祭典每年的執行，文化與傳統歌謠一棒棒傳承給下一輩，目前祭儀的領唱者已由部落青年接棒。
香蕉絲編織
可不只是織布
香蕉絲是噶瑪蘭族的歷史載體，反映著時代的變遷，夾雜著編織者的汗水、記憶、情感、精神與族人獨有的價值核心。
「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刓木為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日達戈紋。以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 」（1952年《噶瑪蘭廳志》，陳淑均。）
早在祖居蘭陽平原時期，清朝的文獻就有諸多記載噶瑪蘭族香蕉絲相關技藝。1870年代移至新社的噶瑪蘭族人，至今仍延續這項編織技法，製作遮陽布和米袋等生活用品。90年代中期，噶瑪蘭族爭取復名，新社部落便向外展現此特有的編織材質和技藝；至今，已轉型成精緻的手工藝文創產業。2002年，在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胡佳瑜教授的主動協助下，找回馬偕牧師1890年在蘭陽平原取得的女子的禮服，目前收藏於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這套禮服織紋樣式細緻，藉由工藝師偕淑月等人的努力，噶瑪蘭族已復振傳統織紋，並融合於當代噶瑪蘭族的服飾，在生活中重新產生意義。
噶瑪蘭族祖先傳統織紋再現，並在LalaBan新社香蕉絲工坊努力下復振祖先傳統織紋。
上圖為現年已80歲的香蕉絲編織工藝師嚴玉英；下圖為1938年（昭和13年）採集之噶瑪蘭族布製腰裙，目前收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
別再叫我「平埔族」
我們有自己的名字
臺灣當今的族群分類，為日據時代人類學家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人的踏查下所做的「生、熟番」分類，此種他者的定義是為提供日本政府管控族群的目的；然而，此族群識別方式被中華民國政府沿用，使得「熟番」繼續「被消失」。
自1980年代開始，新社部落耆老偕萬來開始回到宜蘭尋找族親，也開啟噶瑪蘭族復名與認同的行動。1987年11月23日，當時的臺灣省立博館以借用的名義，在臺北市228紀念公園舉行「豐濱之夜」，邀請新社、立德兩部落族人參與歌舞和祭儀展演。當天的演出造成各界嘩然與震驚，因長期被誤認為「漢化至深而消暱」的噶瑪蘭族，竟能有一大群人流利的使用族語；當晚偕萬來與族人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承認噶瑪蘭族為臺灣原住民族，正式揭開族群復名運動序章。
1990年代是噶瑪蘭族訴求復名極為積極的年代，透過各種公開場合呈現kisaiz祭儀歌舞、語言、故事、服飾，以及香蕉絲編織工藝等，再再表現噶瑪蘭族特有的文化，以具體行動證明噶瑪蘭族存在的事實。
2002年12月25日，臺灣政府終於認定噶瑪蘭族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但不表示噶瑪蘭族的發展與生存獲得根本性解決。2003年8月，花蓮在地部落成立「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有別於社區型協會的功能，該協會期望能定位出民族發展的雛型，試圖找出民族出路。
2018年，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舉辦「加禮宛／達固部灣戰役140週年學術研討會」，兩族後裔以族群的視角闡述重要歷史事件，以紀念這場臺灣原住民歷史上的悲劇。
原住民
我們應該是什麼模樣？
「那些平埔族都講閩南語，他們不是原住民……。」一句原住民族行政機關的首長的話，也道出主流思維對原住民的框架。
自清朝「開山撫番」、日據時期的「理蕃」，直到中華民國「山地平地化」等政策，其背後有著屠殺和掠奪的悲劇；失去原住民身分的過程，也不只是「被漢化」、「講閩南語」、「血緣論」和「搶資源」那麼單一。這種被殖民者分化的言論，是某種形式上的「去脈絡」，如同現代社會人人都說著殖民者的語言，自有脈絡可循。
臺灣從來沒有一個族群叫做「平埔族」，各族皆有自我稱呼的名字，擁有獨特的歷史脈絡、文化特徵、生活領域空間、核心的祭儀經典，包括宜蘭奇立板部落的噶瑪蘭族親，唱著傳統歌謠、習得編織工藝、學習族語和恢復海祭、豐年祭。這些擁有共同歷史記憶和經歷的人，透過自身的文化參與、實踐，以及日常生活的體認，都讓我們展現有別於漢族的意志與態度。
原住民族是「活」出來的，我們在祖先的傳承中找到屬於我們身為原住民的價值，進而建構、堅固及延續民族命脈。現代的我們必須集結力量，共同面對族群的課題。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兩族結盟，並公開提出〈土地權利宣言：蘭陽平原是我們噶瑪蘭族的故鄉土地〉。
─ 參考資料 ─
潘朝成（木枝．龍爻），《噶瑪蘭族香蕉絲文化情》，臺東：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2008年。
潘朝成Bauki Angaw，〈從掠奪、離散、認同、復名到主體建構〉《原住民族文獻》：第十九期，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年。
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結盟，〈土地權利宣言：蘭陽平原是我們噶瑪蘭族的故鄉土地〉，宜蘭烏石港，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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