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當時的臺北市政府根據學者專家意見，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作為對臺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紀念與尊重。臺灣的社會大眾才恍如大夢初醒般的認識這支名叫「凱達格蘭」的原住民族。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凱達格蘭族究竟是怎樣一群人？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如今又在哪裡？大部分的人恐怕還是所知有限。
其實，凱達格蘭族不只存在於飄渺久遠的歷史中，直到當代，都還有族人在追索祖先的腳步，瞭解自己的由來，訴說認同的故事。
臺北盆地上的
凱達格蘭族
凱達格蘭族也屬南島語族的一支，具有馬來．波里尼西亞的社會文化特徵；由考古遺跡與出土文物，可以發現他們的祖先與部分十三行文化的遺址有關，是史前時代就非常活躍的在地住民。
這群人原住於臺北盆地、北部濱海地區、東北海岸、林口台地與南崁溪流域等，擁有基隆、淡水這兩扇開向世界的窗口。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族人早在大航海時代前，就與日本、中國的海商活動時有接觸；17世紀以來，西班牙、荷蘭、鄭氏與清帝國的先後登島統治，更造成族人的傳統領域與社會型態發生巨大變遷。清代臺北地區文獻中常提到的「熟番」或「平埔番」，就是外來政權或漢人對凱達格蘭族人的稱呼。
鉅變前的凱達格蘭族人口規模，可以從1650年代荷蘭人的戶口調查資料知道大致的情形。當時的荷蘭人，發現大臺北地區的原住民約有44村、1,439戶、5,358人；以如今最為繁榮的臺北盆地來說，原住民大致有3千多人。一般來說，村落的人口規模都不大，約在數十人到100多人之間，只有少數幾個比較強大的村落如武??灣（今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一帶）、毛少翁（今臺北市士林區），會達到兩、三百人。清代的漢語文獻，都以「社」來稱呼這些村落──如秀朗社（今新北市中和區）、錫口社（今臺北市松山區）或北投社（今臺北市北投區）。
1900年出版的《臺灣蕃人事情》，是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對臺灣原住民進行學術分類的開始；書中，將臺北平野、雞籠與淡水一帶的原住民，歸類為「平埔族」大項下的凱達格蘭族，但對族名的語意並沒有特別的說明。伊能嘉矩深入臺北各社實際踏查、記錄口傳，而留下族人親口說出的歷史記憶、神話傳說、母語單詞、字義解釋，以及影像照片。
伊能嘉矩記載族人的起源傳說中提到──「我們原住Sansai地方。因出海捕魚，在海上遇到颱風而漂流；其中兩隻船抵達這裡的海岸後，登岸居住，建立了三貂社。這是幾千幾百年前的事。」口傳紀錄中進一步指出：「他們是平埔族的開基祖，子孫繁衍後就各自分散，部份成為宜蘭的平埔番，另外一部份則移居雞籠地方。」伊能嘉矩應用這套傳說，提出關於凱達格蘭族、噶瑪蘭族的著名假設──即以三貂社（今新北市貢寮區雙溪流域）作為淡北、宜蘭兩地原住民「第一形成地」的說法；而這個兩族同源、分流的傳說故事，在當代成為凱達格蘭族復振運動的理論來源之一。
此外，日據後期到當代的語言學、人類學與考古學者，以伊能嘉矩的資料為基礎，綜合各種資料，認為凱達格蘭族應該再分成三支亞族，才能反映其豐富性。1985年，語言學家土田滋提出有趣的分類法：基隆河流域以東到北海岸、東北海岸的馬賽人（Basay），以西到林口台地邊緣的雷朗人（Luilang，或真正的凱達格蘭人），及林口台地到桃園一帶的龜崙人（Kulon）。
但回歸到17世紀的文獻，真正的馬賽人，是指北海岸的金山、萬里，到東北角雙溪流域福隆一帶的住民，即清代記錄在案的金包里社、大雞籠社與三貂社。由於馬賽人是以打漁、狩獵、晒鹽為主，以手藝製作弓箭、房子、衣服和刀子等維生，屬於遊走各地、擅長做生意的人群；與其交易過的各地原住民，因此多少會講一些馬賽語，以便相互溝通。時日一長，從20世紀初的語言資料來看，馬賽語已經擴大成為臺北部分地區原住民的共通語，也就是學者說的「馬賽語擴張現象」，土田滋的語族圖反映的就是動態的語言現象。至於雷朗人，則以臺北盆地中心為聚居地；而龜崙人，多以小型村落分散在淺山溪谷中，語言、文化與平原上的凱達格蘭族並不相同。
從舊社名稱
找回族群生存證據
清廷領臺後，自1709年（康熙48年）陳賴章墾戶請墾「東至雷匣秀朗、西至八里分干脰外、南至興直山腳內、北至大浪汞溝」等廣大的地域後，漢人的入墾勢力逐一蠶食大臺北地區，原本草長鹿奔的地景快速水田化，漢人的街庄聚落全面建立，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受到漢人的包圍，全面緊縮。儘管如此，直到今天族人存在的痕跡仍處處可尋。
凱達格蘭族的社名非常有特色，如作為地名的大龍峒、上下塔攸，及金包里街、唭哩岸站、秀朗國小、北投區、大屯山等，不但以地名形式留存，還擴大成為路名、車站名、學校名、行政區名、山川名。至於土地關係的文書，更是少數直接產生自凱達格蘭族人的第一手史料，雖然是代書，內容卻是作為當事人的原住民處置土地關係、家庭財產的真實現象。摩挲這些顏色陳舊、泛著古老氣息的契紙，看到記載的社名、土名、人名，墨色淋漓的手摹，土目、通事見證的戳印，可說一筆一劃都生動無比的說明了原住民的生計變化、社會脈動。
1980年代前，凱達格蘭族作為原住民族中的一支，其實是較為隱晦的。解嚴後，由於社會大眾想要認識本土文化的需求日益強烈，使向來自視炎黃子孫的人開始反省這樣的族群意識是否僵固不化，而展開了族群記憶的探索、身分認同的追求。這時候，日本殖民時期的戶籍簿，便成為極具參考性的重要依據。
1906年，日本人建立戶口制度，自此每個人的出生、結離婚、移動、生養子女、死亡等生命動態，都登記在戶籍簿上。不僅如此，由於臺灣的族群結構複雜，統治者特別設計可以反映族群身分的種族欄，並以「福」、「廣」、「熟」、「生」，作為登錄項目。「福」、「廣」是以日常用語為福建話或客家話，作為判斷的準則。「生」就是「生蕃」，包含特別行政區「蕃地」的住民，以及普通行政區──如花東兩縣的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等。「熟」則是「熟蕃」，是延續自清代、住在普通行政區的平埔族裔原住民。以戶籍簿種族欄上的關鍵字，就可以推估祖先的族群背景。
凱達格蘭族
的現身
凱達格蘭族認同與復振熱潮的引燃，緣起於1994年7月立法院臺電核四預算的攻防戰。當時，立法委員翁金珠召開「拯救文化遺址、停止核四計劃」記者會，邀請凱達格蘭族裔的林勝義現身說法，以「三貂社的遷徙歷史」、「鹽寮考古遺址的保存」等問題，做為反核訴求。歷經這個過程，大臺北地區曾經存在原住民的事實及其歷史文化追憶，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題材，臺北市政府將介壽路更名「凱達格蘭大道」的舉動，則是最為重大的高潮。全臺灣的民眾，藉由臺北的全國知名度、官方政令與宣導、報章雜誌的報導，終於在生活知識系統中「知道」了「凱達格蘭族」。
凱達格蘭族的現身，雖與核四的議題有關，後續卻朝向歷史記憶的形塑發展。一部份從事復振運動的人，以伊能嘉矩指出三貂社位於兩大人群登陸臺灣、分別前往臺北、宜蘭擴散的分殊點為根據，再加上三貂地區豐富的考古遺留，藉由「祖先登陸地」歷史的講述，認為凱達格蘭族是所有臺灣原住民族的祖源。2003年，運動者返回三貂社地緬懷開基祖的登臺；曾經與中國的山西省連結、族人作為祖源祭祀的山西祠，重新納入Sanasai傳說圈，而與北部、東北部、宜蘭、花蓮、臺東的原住民族分享共同的傳說體系。
不僅如此，在三貂社祖源地的基礎上，後續又加入地道、煙霧洞、祭場、金字塔等元素，發展出新的論述，這就是著名的「以七星山為起源地的凱達格蘭文明」。運動者宣稱：凱達格蘭族是外星人後裔，在七星山上留下以天坪金字塔為中心的凱達格蘭王朝遺址。所謂「天坪」，是由七星山主峰、東峰、南峰圍繞而成的平坦區域，相關遺跡還有三角形祭祀碑、半月形池、陵寢、人造巨石及岩雕圖騰等。這些說法，雖然缺乏直接有力的證據，信眾仍然受到吸引，也豐富了「凱達格蘭文明」的「歷史文本」。
總結來說，凱達格蘭族不僅存在於歷史上，也用各種方式參與今天的臺灣社會。暗藏玄機的地名、打啞謎似的文書、特別的姓氏、昔日登記的身分，都在提供理解與轉換的平台，我們可以連結個人與歷史的關係，甚至發現自己根本就是當事人，血脈中流動著傳承。而通過這個途徑，無論答案是什麼，我們都可以自行回溯家族的歷史、族群的身分、生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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