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後，文化與文化遺產觀光快速成長，占全球觀光總數40%，世界旅遊組織（UNWTO）認定此為國際觀光消費重要的項目。隨著文化觀光人口增加，旅客對品質的要求逐漸提高，「文化體驗」成了旅遊經驗中重要的元素，更傾向找尋當地文化的「真實性」與「新奇性」。
文化觀光浪潮高漲的同時，南島語族社群興起的是對文化復振的需求。由於多數南島語族社群都經歷長期的殖民過程，普遍面臨文化流失的危機，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在2003年頒布《無形文化遺產護衛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提醒全球對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視與護衛。「護衛」的定義並非單純指「保存」，而是具有使文化活化與延續的意義。無形文化遺產的活化再利用，與追求「文化本真性」而來的人潮與經濟利益，形成互相依存卻衝突的關係。
無形文化遺產的護衛
與文化觀光的衝突
南島語族社會自15世紀歷經歐洲國家殖民，二戰結束後約1960年代紛紛獨立，有感於長期殖民導致文化流失，1974年首次共同舉辦太平洋藝術節（The Festival of Pacific Art & Culture），讓各地的文化與藝術相互交流，之後每4年由不同國家主辦，延續至今。南島國家聯合舉辦的藝術節，實際上也提供在地年輕藝術家或群體，藉此學習自己的文化與展演方式。
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與觀光發展，同樣有著與殖民過程難分難捨的糾葛，在歷經荷鄭、日本殖民、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至解嚴後，才開啟文化復振工作。然而，長期受到主流政權的治理，市場經濟改變原有的生計方式，導致文化知識快速流失，加上日本殖民政府曾經禁止集會結社，在戰後又受基督教義的影響，多數原住民族傳統儀式信仰已經停辦多年。雖然解嚴後，各地陸續恢復在地信仰與儀式，但因中斷時間過久，許多傳統知識已凋零、失傳，使得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復振加倍艱辛。
以政策面來看，部落對文化復振的急迫與需求，往往和政府政策有不一致的步調。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開始推動原住民自決運動，1980年代處於追求「正統」原住民文化的階段，此時成立了九族文化村與台灣山地文化園區，強調「還原真實」的原住民文化。1986年，地方政府為吸引國內外觀光客，舉辦阿美族、布農族與泰雅族的「聯合豐年祭」，此種拼貼式的聯合豐年祭，延續臺灣觀光為提供美軍休閒娛樂的歷史性質（如阿美文化村的設立），是一種製造「缺乏歷史的他者」的節慶化祭典。其他地方政府也逐漸以「聯合祭典」辦理傳統祭儀，如射耳祭、年祭等。舉辦目的一開始可能並非為了觀光，而是文化復振的一環，但此種由上對下的「文化復振」想像，脫離既有的文化脈絡，遭部落質疑是「表演形式大於文化傳承的功能」。不論是哪種「聯合祭典」，實際上都未去除「殖民的凝視」。
臺灣社會對原住民族文化認識的不足，造成許多政策推動缺乏文化敏感度而引起衝突。例如2014年觀光局推出的「部落觀光年」，引發部落青年抗議──「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觀光資源」。因此，2015年花蓮卓溪鄉公所開始鼓勵每個部落按照傳統，由家族來舉辦布農族射耳祭，同時提供政府補助。這對由部落主體出發的文化復振工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開始。
臺灣與世界南島語族的狀況相比，同樣是「聯合節慶」，為什麼太平洋藝術節可以成為島國間文化復振的活水，而我們的「聯合豐年祭」卻淪為觀光服務的慶典？其中的差異在於，臺灣許多聯合豐年祭的規劃並未從原住民主體出發，而是以「被觀看的他者」的殖民視角與觀光結合，連帶影響原住民部落原有的祭儀，成為遊客「獵奇」的對象。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部落主位觀點的重要
觀光帶來的資源豐富，但當政者無法以部落為主體來考量觀光發展，很容易傷害部落文化。在此列舉南島語族社會如帛琉、斐濟，如何應對觀光與部落發展的狀況。
帛琉的儀式、文化與觀光
帛琉歷經西班牙、德國、日本與美國的殖民，特別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殖民統治下，與臺灣同樣禁止集會結社及遷村，因此幾乎所有文化儀式皆中斷，直到戰後才有地方耆老提議恢復文化習俗──嬰兒初生禮（ngasech）、買屋儀式（ochelaochel）、葬禮（kemeldill）。帛琉政府於1996年開放觀光，每年約有13萬人次觀光客造訪，主要都是慕名帛琉海洋美景而來。最能代表帛琉文化的嬰兒初生禮，從未被規劃為「觀光行程」，因為這個儀式是嬰兒的母親家族舉辦，慶祝生產完的婦女重新恢復健康。若有外來賓客，只能遠遠地在外圍參與同樂。至今所有的儀式都仍是帛琉重要的生命儀禮，牽涉到家族之間透過儀式性交換，鞏固彼此的關係。因此，帛琉的儀式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社會關係連結，而不是一種「表演」。
斐濟的火中行走（firewalking）
火中行走原本為Beqa 島 Sawau 人的安慰儀式，由氏族成員赤足在燒熱的白石上行走，相傳此為祖先給予此氏族的禮物，也就是控制火的能力。此儀式的特殊性，在殖民時期即被要求「表演」給殖民者觀賞，因此在斐濟獨立後也面臨觀光業發展難題，火中行走開始於大型飯店「表演」，甚至巡迴演出。火中行走原本是由酋長氏族管理，受到殖民與觀光化影響後，改為「表演」的形式，但仍是由氏族成員執行，其收入則交由氏族內的經濟自治組織管理。從斐濟對文化資產與勞動的觀點來看，斐濟人的文化財觀念在於「管理（custodianship）」並非「擁有」；而勞動是屬於社區的服務，而非賺取貨幣的概念。以此基礎「原民化（indigenize）」觀光帶來的影響，會發現火中行走表演的運作與收入，透過既有社群的組織運作分配，仍然維持社群社會關係再生產的功能。
帛琉的例子代表以社區為主體進行文化復振，維持原有文化的運作，觀光並未危及儀式。斐濟則是「原民化」外在的力量，以回應觀光衝擊，雖然看似將傳統知識與觀光商業接軌，但透過既有文化觀念的安排，將觀光收益回饋到氏族的運作，成為一種社群賦權。
以在地文化的價值
重新思考文化觀光的永續性
過去10年，原住民文化觀光已逐漸從新自由主義轉向後殖民視角。意味以往將原住民文化觀光視為生產利潤的「物」，轉變為「理解」的方法，是全球和解行動計畫的一部分。例如加拿大在1997年公布原住民行動計畫（Canada Aboriginal Action Plan）、澳洲前總理John Howard於2006年宣布和解行動計畫（Reconciliation Action Plans），都是透過政策正式簽署與保障原住民社區的權利。在聯合國與世界旅遊組織推廣的永續發展（SDGs）目標中，有幾項是與文化共融和社會正義相關，確切影響到原住民地區觀光的永續發展，但臺灣卻仍未跟上世界的腳步。
祭儀觀光化的問題，困於目前臺灣社會對原住民族世界觀與文化價值了解不足，無法在政策或旅行設計上達到尊重與平等。原住民文化復振與觀光的平衡發展，也受到轉型正義推動進度的影響，對原住民社區的永續性經營策略若只停留在經濟層次，無法讓每個部落的價值保存與活化，只是再一次經歷主流文化同化，以及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吞噬的過程而已。
我們需要國家轉型正義作為支持社區主體性的培力資源，並以原住民族世界觀為核心，設計相關的觀光資源管理與發展。若能著重於原住民社群主體，讓在地社群發展出成功的方式回應觀光外力，而不是讓外力改變部落，才是我們在面對觀光發展時，仍能維持在地社區與文化永續發展的關鍵。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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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芳（2011）∣如何告訴觀光客我的「文化」：部落觀光有感。芭樂人類學，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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