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在一場以布農族女性為主角的論壇上，一位男性發言時提到，他認為布農族男人的角色是保衛部落、狩獵讓一家大小能溫飽等，言談中帶著一些驕傲。接著，一位年長的女性耆老用極其溫柔又尖銳的口氣回應：「你不要以為男人是支撐起部落的唯一，當男人狩獵空手而回的時候仍有飯吃，那是因為女人顧好了家裡的田；當男人makavas（取敵人首級）的時候，是女人在後面補刀和拿人頭。」
這段對話，讓人不禁對布農族被標示為「父系社會」這件事，開始有了質疑和反思。為何原住民族女性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的角色，在許多文獻資料裡都被隱身？是因為角色身分的不存在，抑或在傳統外部視角的詮釋中忽略了？
原住民族社會傳統的性別分工
臺灣原住民各族的社會制度架構多元，許多文獻多以家業繼承來定義此社群為父系或母系社會。但單純從此視角，並無法梳理各族群內部更細緻的性別分工及性別互動關係。
例如，被明確定義為父系社會布農族，具有由長男繼承、父系氏族制等明顯的父系社會表徵。但像是在男子的malastapang（報戰功）儀式中，卻必須要報母系氏族名；而一般認為malastapang是專屬男性的儀式，但在Takitudu（卓社群）系統中的Kantavan（干卓萬社），女性和男性則是一起報戰功的。
在氏族及稱謂上，雖然孩子的氏族名是跟從父系，但夫妻結婚後，彼此名字會連稱。像是Ciang（男子名）和Langus（女子名）結婚，男方稱呼為Ciang Langus，女方則是Langus Ciang，且仍各自保有自己的氏族名。此外，織布一般認為是屬於女性的工作，但布農族的男性必須為妻子製造織布工具，妻子才會為家人製作衣服。這樣的性別角色分工，才完整構成布農族社會的樣貌。
阿美族則是典型被分類為母系社會的族群，由女性繼承財產家業及支配家族事務。婚配制度是男性嫁入女性家中，稱為Mikadafo。在命名制度上，阿美族的親子聯名，孩子名後連接的是母親的名字。但有趣的是，部落的公共事務則為男性主導，年齡階級也僅限男子參與訓練。
同樣分類為母系社會的卑南族，除了女性繼承，還有特殊的男子會所制度。會所制度時常被誤解為由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但從卑南族的視角來看並非如此。男子到了一定年紀後要進入少年會所Takuvan，接受集體訓練，接著再到青年會所Palakwan，完成訓練後成為部落的公共財產，也才有結婚的資格。婚後離開會所「嫁」入女方家庭，一旦離婚或配偶死亡則再度回到會所居住。傳統上，男子一離開原生家庭、進入會所後，便不再返回。
從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看到，不論歸類為父系或母系社會的族群，整體的社會性別分工較貼近各司其職，不一定偏向一方。也有像排灣族貴族制度的階級社會，階級世襲，但由不分男女由長嗣繼承。這些討論，並非強調傳統的原住民族社會沒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但可能無法單純以西方性別論述的視角，理解其中的細緻與複雜，也與漢文化中的父權思想有明顯差異。
殖民帶來的父權視角和質變
在西方宗教進入、現代國家殖民、資本主義經濟的三重夾擊下，當代的原住民族社會，也產生結構的質變。依據基督宗教的信仰，女人的誕生來自於男人的肋骨，且一段良好的婚姻關係，女性須順服男性。此性別角色的規訓，隨著基督宗教在原鄉的普及，深入影響原住民族社群。
而現代殖民國家挾帶國族的壓迫及單一文化霸權，從日本殖民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乃至中華民國政府早期的漢名政策與從父姓制度，瓦解各族群命名的多元性，也潛移默化地將男尊女卑的父權思維帶入原住民族家庭。原住民族女性受到國家政策的壓抑更為顯著，過去原住民族女性與非原住民通婚即喪失法律上的原住民身分，間接強化女性在婚姻關係成為男性的附庸，剝奪原住民族女性的族群認同。
1960年代，原鄉逐漸被納入工業化的經濟體系，傳統農耕採集式微，也裂解了原住民族社會細緻的性別分工。當原鄉的工作無法支撐生活，大量勞動力由部落流向都市，但受限於教育程度，多數族人只能從事底層的勞動工作，原住民家庭無法負荷生養子女的開銷，使得人口販賣及雛妓問題浮上檯面。救援原住民雛妓，甚至成為1980年代婦女及原住民族運動的第一聲槍響。
在一連串的交互作用下，原住民族社會細緻多元的性別分工，被父權思維替代，原住民族女性角色漸漸失衡。
當代原住民族女性的內／外掙扎
除了面臨階級掙扎與社會歧視，原住民族女性還得承受勞動市場的壓迫。根據2014年CEDAW國家審查中，由民間團體影子報告指出，原住民族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於全國平均，但勞動條件及經濟所得卻較低。
然而，不僅是社經地位，在教育與健康等層面，原住民族女性皆處在不利的位置。綜觀數據，原住民族女性的平均餘命，遠低於全國女性平均近十歲，而原住民族女性事故傷害死亡率，高於非原住民女性達2.7 倍，山地鄉原住民族女性預期壽命尤其最低。另外，原住民族女性遭受家暴的比例，亦是遠高於全國。原住民家庭暴力的原因，不僅是受到父權結構影響，也包括殖民下的文化裂解造成失根失序、經濟困境產生的家庭壓力、高比例的酒精依賴狀況等多重因素交織而成。
都會區的原住民族女性面臨的挑戰更是巨大，面對不平等的婚姻及家庭關係之餘，必須負擔更大的家務勞動與子女教養責任。由於主流社會普遍對於原住民族具刻板印象，許多嫁入漢人家庭的原住民族女性，為避免遭受夫家歧視，必須隱藏自己的族群身分，因此衍生自卑感等負面情緒，更不利於文化傳承及族群認同。
這樣的多重困境，難以支撐原住民族女性自由發展及自我實現。不論在社會運動或政治工作等公共領域，原住民族女性的身影十分稀少；但有趣的是，當男人在聚光燈下現身的背後，時常是原住民族女性支撐各種行動或倡議的行政事務和規劃執行，這是否是一個多重壓迫結構下的被迫隱身，值得關注。儘管政府極力推動性別平權，但因忽視了原住民族女性在族群、性別、階級下交錯的結構性困境，導致許多政策的推行難免流於形式。
回到社群脈絡重新看見多元的可能
要理解並改變原住民族女性的處境，除了對抗主流社會的父權視角，也必須要回歸社群本身的內部對話。
每年四到六月，蘭嶼達悟族飛魚季總有女性遊客隨意觸碰灘頭上的拼板舟，惹怒族人、觸犯傳統禁忌，時有所聞。這樣的新聞討論往往分成兩派，一是撻伐外人捍衛傳統，另一是批判應打破性別不平等的禁忌。
達悟族人形容他們的性別分工，「海是男人的田、田是女人的海。」事實上，達悟族女性僅在飛魚季期間禁止觸碰拼板舟；其餘時間，拼板舟如同一般船隻，作為交通和運送功能。達悟族社會不會因女性能在飛魚季觸碰拼板舟，即代表達悟族女性的地位翻轉。
因此，一味採用西方性別平權論述，強力介入、反思原住民族傳統性別禁忌，反而會衍生兩個問題：
一、 忽略整體的性別分工脈絡，無助於理解當代原住民族女性的真實處境。
二、 外力介入本身即為對原住民族的壓迫，而這也同等傷害原住民族女性。
沒有進入社群脈絡的理解和對話，強迫用單一論述方式干預不同的文化群體，持續忽視各族群的主體性和多元視角，便會淪為霸權和壓迫的再現。
直至今日，雖然可以看見不同的職業領域，有越來越多原住民族女性嶄露頭角，但個人的成功經驗，是否能反映原住民族女性地位的提升？社會定義下的「成功」，是否仍依附在父權凝視的標準？我們究竟是需要女性──尤其是原住民族女性──變得能做和男性一樣的事情嗎？或著是真正翻轉結構性的迫害，去除原住民族女性在社群內／外交織的多重枷鎖，讓這個社會轉變為能夠肯認在每一個位置上付出努力、扮演好任何角色的女性，值得社會省思。
參考資料：
朱世宏、阮俊達、洪仲志、洪簡廷卉、陳美齡、黃怡碧、Saiviq Kisasa（2014）∣ 〈原住民族影子報告〉《第二次國家報告審議》，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download/downloadFile/104。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