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片都有一個目標,就是和自己和解。每次拍完都發現,變化最大的是我自己,我又重新整理彼此的關係、改變對別人的期待。」

歷經部落遷移、家庭關係失和,Kawah Umei發現心理過不去的那關,源於深埋在心中不曾處理的情感關係。於是,他勇敢地拿起攝影機,記錄、梳理彼此的生命脈絡,找到最舒服的生活樣態。

 

花蓮林田山在日本殖民時期設立為林場,吸引許多原住民、客家人與外省人到林田山謀生。直到1990年代,因禁伐天然林的政策實施,住民陸續離開,林田山繁華落盡,逐漸蕭條。紀錄片導演Kawah Umei的家族,便是在林田山最為繁盛時遷入,歷經絢爛到平淡、再遷離,此成長歷程深深影響Kawah對族群的認同。

 

Kawah出生於林田山Cilo'ohay部落,有別於傳統部落代代世居,擁有完整的土地、階層與儀式,Cilo'ohay因經濟而生、族群混居,成立不到一百年,且居住場域受國家宿舍的規範,無法永久定居。「我很難跟別人說我的部落是什麼樣子,他跟社會上認知的部落概念截然不同,所以我一直很困擾我是不是在部落長大的。」Kawah為難地說。

 

從自身向外看,Kawah不知該如何述說自己的身分;外人看Cilo'ohay,也認為其和一般部落大相徑庭。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管制,林田山深受日本文化影響,學校經常舉辦整潔比賽,對於學生的穿著十分講究;林田山也因開發得早,住民的經濟能力相對較高,孩子多能受到完善的教育。Kawah的父親體會過社會階層帶來的優勢,選擇讓孩子到鎮中心的小學就讀,而不是留在部落。

 

四歲從Cilo'ohay遷往位於鳳林鎮的鳳信部落,Kawah又在別的鎮上就學,且是班上功課較好的學生。這些與「一般」原住民孩子不同的生命經驗,卻讓Kawah經歷另一種認同的挫折。「像我成績比較好、穿著比較乾淨,其他同學不敢攻擊我。但當我為其他原住民同學說話時,他們又會說:『你跟他們又不一樣。』不像原住民、不住在部落區,反而對我產生另一種傷害。」Kawah說道。

 

 

來到夢想中繁華的都市

卻丟失自己的母體文化

 

和許多東部孩子相同,Kawah也夢想長大後要到臺北生活。升大學時,Kawah如願到臺北就讀社會心理學系,也埋下日後不斷回溯生命的動機。

 

自大一開始,系上即有團體動力課程,要向同學及學長姐自我傾訴,練習回溯自己的生命歷程。這幫助Kawah一次次認識自己,卻也讓他每每挖掘童年記憶時,感受到極大的痛苦。「這種模式是練習訪談技巧,但當我們很投入在諮商關係,可是複雜的情緒又沒受到妥善處理,就會衍生很多問題,」回憶起人生的轉捩點,Kawah微笑著說:「有一天坐公車上學時,我突然發覺我承受不了那種心理壓力,我就又搭公車回家,然後就休學了。」

 

熱愛看影展的Kawah,休學後重考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體驗過臺北生活,卻發現自己不那麼適應,Kawah選擇在課堂作業闡述自己心境的變化。《Pangcah.製造.Pangcah》為Kawah拍攝製作的第一部片,影片主題為「脫掉高跟鞋」。他認為,高跟鞋穿起來並不舒適,但許多女性卻又不得不穿,「女生應該要擺脫束縛,而我想掙脫的是『我是誰』這個問題。曾經都市是我很嚮往的地方,想在這裡得到很多美好,但當我努力成為能和大家溝通的人,我卻忘了自己的母體文化是什麼。」Kawah坦言,當時他既矛盾,卻又不知該如何是好。

 

 

 

拿起DV

重新檢視與父親的關係

 

因此,他決定重新以客觀的角度,記錄父親在Cilo'ohay做的一切,也尋回自己的文化認同。

 

Kawah的父親是部落總幹事,也是少數留在林田山的居民,他年復一年舉辦Ilisin(阿美族年祭),為復振部落文化而努力。Kawah自小即年年參與幫忙,長大後開始拿著DV隨手拍攝,Kawah笑說:「第一年拍覺得好新鮮,第二年就有點無聊,到第三年就只拍自己覺得有趣的。」

 

無趣,源自父親舉辦的年祭,就像是社區年年有的晚會活動,少了對族群文化的認同與情感連結。Kawah翻了許多書籍、找了成堆的資料,發現Cilo'ohay和傳統阿美族部落的Ilisin有著天壤之別。「那時候我跨不過的是,為什麼我的部落跟我想的不一樣?我的部落為什麼沒有儀式、沒有年齡階層?我拍不出部落運作的樣貌。」Kawah試著認識自身文化根源,卻頻頻受挫,「我常常覺得為什麼父母給的,不是我想要的,就像爸爸辦的Ilisin也不是我想看到的一樣。」

 

Ilisin之所以是現在的樣貌,是大時代下族群的飄零與再扎根所致。雖然遷移造成的斷裂無法修補,但當Kawah接近家族的文化,也讓他再次認識、理解父親的選擇。「記錄Ilisin的歷程,幫助我調整面對爸爸的方式,也稍微明白他的苦心。不然以前都看不到他的難處,而對他有誤解。」Kawah徐徐說道。

 

海報/Kawah Umei 提供

 

正視自己的迷惘

嘗試與他人和解

 

以拍片作為找到自己的方式,Kawah心中還有另一個待解的結。在當時不太可能離婚的年代,母親與父親仳離,毅然離開家鄉,獨自一人到臺北工作。

 

Kawah到臺北與母親相聚時,偶爾會見到阿伯,但認識阿伯28年的時間,媽媽從不曾明確說明阿伯是誰。認識阿伯28年的時間,媽媽從不曾明確說明阿伯是誰,那為什麼媽媽可以在一個日本人身上執著這麼久?Kawah的疑惑不僅如此。在Kawah眼中,工作時的媽媽總是自信爆棚,如魚得水似地唱著歌、和客人互動交際,彷彿處處都是他的主場;但當卸下工作的外衣,回到母親、情人、女性的身分,他卻又堅守傳統觀念賦予的角色價值,而失去了自我。

 

為了探究媽媽與阿伯間的微妙關係,Kawah開始拍攝《我在林森北的那段日子》,不僅是重新認識媽媽,也再度自我審視、梳理對阿伯的看法。片中,Kawah記錄媽媽沒有陪在身邊、在林森北工作時,母女兩人的心境,也呈現媽媽與阿伯的互動,以及阿伯過世後,母親遠赴日本的心情。

 

「雖然我對阿伯的印象不是很好,但一個人在你的生命中存在這麼長的時間,卻這麼曖昧不明,長大後就會思考,為什麼我不能和這個人好好相處?」每次拍片的動力,都是出自Kawah想和自己和解,然而Kawah總是在拍片的過程,理解他者的生命歷程、體貼他人的難處。回頭看過往,一路走來或許顛簸艱辛,但Kawah也從拍攝中拾回曾經迷茫的自己,並成熟地敞開胸懷,調適出與對方最舒服的相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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