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土地」、「還『原住民』生存」、「不要叫我『番仔』!」、「不是同情,而是正視原住民之情」,從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的口號,可以看出當時的訴求僅僅是要求政府及社會重視族群基本人權。有別於現代數位科技的多元與便捷,來看看40年前的原運前輩,是如何組織人群、發展社會運動的吧!
臺灣原住民族有高比例的人口信仰西方宗教,教會與地方草根力量緊密結合,為1980年代推動原運的重要基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二次大戰後,便積極參與臺灣本土運動;原住民族運動興起後,也給予原運極大的養分與支援。
在部落,原住民牧者往往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除了教會工作,也會灌輸族群意識與文化教育,因此擁有更多能量動員部落族人走上街頭,爭取自身權益。原住民到都市生活、打拼,適應社會的過程面臨許多心理壓力,以及歧視眼光所造成的紛擾,教會遂成為原住民無所依歸時的港灣與橋梁,也提升對族人的影響力。
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本身即具有其社會與政治關懷,不僅有助於增進原運思潮的內涵,更豐富及強化原住民運動的權利爭取。教會的資源與動員,無疑對原住民族運動進展有極大的推力。
1987年3月1日,政府為規劃東埔風景特定區、興建飯店,在未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大肆開挖族人的墓園,現場一具具屍首外露,任其曝曬與野狗啃食。
南投的布農族人為抗議政府配合財團開發、擅自開挖族人土地,在同年4月3日,帶著從墳墓區被挖出的棺材板北上。只見族人綁著頭巾、抬著棺材,與警方築成的人牆對視,實為少見的抗議景象。
羔露上國中後,有次他被選為班級幹部,但他卻因自卑而想了3個藉口,向老師說明不適任的原因。一開始羔露說自己是「山地人」,老師竟回山地人也是人,這不算理由;接著羔露又表明自己功課不好,但老師認為功課不好可以加強;最後羔露只好使出殺手?,說從小罹患肺結核,身體不好,老師卻回答這能吃藥治療。老師回絕3次後,羔露只得認命當幹部,「這位老師影響我很深,激勵我向上,不再覺得當原住民不好。」
除了走上街頭,族人也透過文字與媒體的力量,傳遞族群主張,激起民眾的人權關懷意識。
1983年,4位就讀國立臺灣大學的原住民學生,手寫油印發行《高山青》,內容批判政府及社會,引起黨外人士的關注;原權會接連出版《原住民》會訊、《山外山》及《台灣原住民》,作為原住民發聲的管道;爾後《原住民之聲》、《獵人文化》等陸續問世。
要推動社會改革、凝聚集體意識,除了組隊上街頭作戰,文字所傳遞的力量與精神,對於推動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
臺灣在1970年代發展出「民歌」類型的音樂風格,而原住民族群文化與樂曲歌謠緊密連結,順著這股風潮,許多原住民歌手也開始投入民歌創作,並藉由歌曲表達族群意識,同時反映社會現況。像是胡德夫在原運現場演唱民歌、莫那能詩作朗誦,都引起廣大的社會共鳴,成為原住民「現聲」的一大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