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先誠實地面對問題的根源，也就是歷史造成的迫害與不平等。我相信，唯有正視歷史傷痛，才能讓原住民族被壓抑的歷史觀點，有機會成為臺灣人民不分族群共享的歷史記憶，然後帶來真正的和解與轉型正義。並且在這樣的基礎上，一起追求臺灣的未來。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原住民族政策發表談話，2015/8/1）
一個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國家，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要正視，真相必須說出來。然後，最重要的，政府必須為這段過去真誠反省，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2016/8/1）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原轉會）自2016年設立迄今，涉及原住民族自治、土地、教育、人權、族群與正名等重要議題，但種種問題如蘭嶼核廢料遷移？原住民族土地權利遭掠奪的解方？原住民族長期在社會各層面所遭遇的歧視狀況？包含司法院在今年5月7日，針對原住民狩獵問題所公布的「釋字第803號解釋」，文中充斥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理解」與「指導」，反映出當前原住民轉型正義工作推動落入治絲益棼的困境。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是一項馬拉松式的社會工程，不僅需要全體國人共同面對，更要有長期且持續推動的心理準備。面對如此艱鉅、繁雜的歷史課題，對目前僅推動6年、召開15場會議的原轉會而言，可說是仍處於轉型正義工程的起步階段。
有了手機與筆電在手，一通電話、一封訊息、一張照片或是一篇報導，都能成為抗議者的籌碼。抗爭的同時，抗議者既能拿起手機拍照、記錄現場，也能實況轉播、報導現場狀況，並在各類媒體平臺發布新聞資訊，串聯不同社群協助，掀起網路公民參與抗議的另一種公共實踐。
以原住民族集體權的實踐 檢視轉型正義2方向
原轉會、主題小組及相關幕僚單位的設置與運作
原轉會設置在總統府層級，具有「國家vs.原住民族」對等協商的高度，實際上卻因缺乏明確法定位階，僅能倚靠無給職的主題小組召集人提出年度工作規劃，再向各部會爭取經費。導致光是維持、協調主題小組運作的經費來源，遂成了重要任務之一。 再者，當議題涉及結構性的原住民族土地、歷史、語言與文化等，除了社會溝通，勢必得挑戰現行法規制度及相關行政權責機關。但原轉會主要幕僚單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其主委同時兼任原轉會執行秘書，我們該如何期待原民會能突破行政拘束，站在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立場，協助原住民族與國家對等協商？權責不清的狀況下，原民會甚至有可能過度干涉獨立運作的工作方向。
原轉會族群代表的產生與提案機制
原轉會族群代表委員的產生，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該民族或族群於4個月內完成推舉」。經觀察發現，族群代表若透過民族議會、部落會議，或既有族群議事機制推舉，較具有「族群代表」的功能與族群集體意識。反之，若代表委員受到行政系統牽涉，或由具民意代表經歷的人出任，其多數提案屬於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權責範圍（例如增劃編保留地、邊坡改善工程、設置測速照相機等），使得原轉會淪為中央或地方議會機關，招致諸多批評。
總統蔡英文強調原轉會設置的目標：「釐清歷史真相、促進社會溝通，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讓臺灣社會走向和解」。但實質上卻少有討論國家與原住民族層次的議題，如蘭嶼核廢料責任歸屬問題、亞泥礦權、林田山土地登記報告。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下一步在哪？
經歷數個殖民政權，使原住民族群內部既有機制式微，現代國家的民主政治與投票制度，除了加深殖民政權壓迫的正當性，也無助於解決原住民族遭受的困境，反而產生既得利益的政治買辦，讓傳統社群結構裂解日趨嚴重。國家以「綁樁式的福利政策」，看似關懷原住民族，卻讓族群語言、文化、土地流失得更加劇烈，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更讓族群陷入商品化與櫥窗化的困境。
唯有肯認多元文化的歧異性，並正視原住民族被殖民，以及主權被剝奪的歷史真相，才有機會修復國家與原住民族的關係。原住民在憲法規範的政治制度應有一席之地，執政者在傾聽與了解原住民心聲的過程，必須依循相互承認、同意、文化延續三項準則，長期且不斷地商議出當代憲政制度，轉型正義才得以實踐。
只有理解台灣原住民族的受難歷史，恢復台灣原住民族的諸權利，才能夠在道德上、理論上以及實務上完成主流社會的「轉型正義」 與「修復式正義」，並使居於台灣的所有族群得以獲得和解與療癒。
吳豪人，《「野蠻」的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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