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運之後　我們還在路上

從1980年代開始的原住民族運動，在國家體制內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並逐漸從泛原住民運動，擴散至扎根於部落基礎的文化復振運動。在現今的後原運時代，原住民青年仍持續關心原住民族土地、生活、文化，乃至臺灣的整體社會問題，他們說：「原運之後，我們還在路上。」

原住民族運動的崛起，與當時整體臺灣社會的時代背景有著緊密的關係。在1970年代十大建設期間，大量的原住民勞動人口從原鄉移往都市發展，同時也面臨在都市就業、生活空間不足，乃至身分歧視、童工、雛妓、遠洋漁工等問題。1980年代末期，臺灣仍處於戒嚴，然而隨著黨外運動的蓬勃發展，社會的抗爭意識高漲，原住民知識分子也在這波洪流中覺醒。

風起雲湧的

1980年代

1983年，當時就讀臺灣大學的泰雅族學生伊凡．尤幹與校內的原住民學生共同創辦雜誌《高山青》，提倡民族覺醒的呼聲，正式點燃了原運的狼煙。隔年，海山煤礦災變發生，多數罹難者為阿美族礦工，因而促使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成立，為臺灣第一個組織化的原運團體，由胡德夫擔任第一任原權會會長，原權會也成為1980到1990年代原運最主要的推手。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眾多原住民牧者們，也是在這個時期最為重要的動員力量。

原權會的成立，首先奠定了「原住民」的稱呼。從清朝的「蕃」、日治時期的「番」，到中華民國的「山地同胞」，皆是由統治者定下的稱謂，而「原住民」三個字，是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決定「我是誰、如何被稱呼」的開始。原權會以正名、土地和自治作為主要的訴求口號，一方面與黨外運動密切連結，批判黨國體制；另一方面，則在都市推行個案服務，除了藉此教育族人權利觀念，也更實際深入了解族人被壓迫的處境。

從個人到族群

原住民族的集體權

1987年，臺灣結束史上最長的軍事戒嚴，同時原權會更名為「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發表了17條宣示原住民族權利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內容包含原住民人權、生活的基本保障權、文化權、自決權、區域自治、自我界定、參與國家政策，以及國家對原住民族事務的最後否決權等，將原運從原住民個人的生存權議題，推展到族群集體發展權的論述。

1988年9月，原權會與原住民大專生、長老教會原住民牧者，前往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前抗議，批判從日治時期乃至國民政府的教科書，使用虛假的吳鳳故事醜化原住民，隔年再度抗議並拉倒吳鳳銅像，訴求「破除吳鳳神話」，造成激烈衝突。

隔年，拉倒銅像的其中4位行動者在嘉義地檢署接受偵訊，當時玉山神學院學生Kavas Takistaulan牧師堅持以母語應訊，迫使法院聘請布農語譯者，創下臺灣法院首次使用臺灣原住民族語應訊的紀錄。爾後，4位行動者在偵訊後隨即被收押也引發社會聲援，由醫師陳永興和鄭南榕組成的「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會」，決定該年的228遊行分別在基隆與嘉義舉行，嘉義場次同時聯繫鄒族部落，預備共同聲援被收押的行動者。當時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無罪釋放4位行動者，並於同年將吳鳳鄉更名為阿里山鄉，並宣布教科書不再教授吳鳳的故事。

同一時期，原權會結合原運團體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88年組成「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聯盟」，並於同年號召了第一次的「還我土地運動」，直到1993年為止，總共發動三波還我土地運動，參與人數皆有兩三千人，是早期原運最激烈也最凝聚各族共識的時期。

此外，「修憲運動」、「反東埔挖祖墳事件」、「紀念霧社抗暴事件」等，也讓原住民族運動跨越族群的整合起來，並彼此聲援──蘭嶼的核廢議題不再是達悟族人孤軍奮戰，瑪家水庫不再是魯凱族自己的抗爭，因為對於土地被掠奪、生存權被侵害、族群尊嚴被踐踏的共同心聲，促使原運超越族群成為聯繫全體原住民的力量。

從泛原運動

到草根實踐的部落主義

1990年代中後期，除了部分運動訴求達到階段性的成果，也有許多原運行動者嘗試走入體制內參選或是擔任公職，眾多因素使得原權會開始式微。當時民進黨與原權會成員有許多互動，在體制內外的路線選擇上，成員們也開始意見分歧，最後創會元老們沉痛發表聲明，表示原權會已達到階段性目標，應隨其功能走入歷史，呼籲原運不該成為其他政治團體的附庸，眾人應帶著原住民族的主體意識繼續前進，因此宣布解散原權會。

於此同時，許多原運工作者對於早期原運的泛政治路線之侷限開始反省，忽略草根群眾及部落議題的呼聲也逐漸形成。其中台邦．撒沙勒嚴厲批判原權會主導的運動只是臺灣民主運動的附庸，所設定的議題不是陳義過高，就是和民眾實際生活差距太大，忽略了民族實踐的主體性。他進而提出「原鄉戰鬥」和「部落主義」的主張，呼籲原運應「全面放棄在都市游離而回到原鄉部落」，並發行《原報》，積極整理各族群的神話意涵，鼓吹部落青年關注社區公共事務。

部落主義的主張，帶動各地原鄉部落文化復振的能量，像是回復祭典、部落傳統組織如青年會等等，草根力量在此時蓬勃成長，發展出各族群尋求自治的原住民族主義。在族群的自我認同上，有鄒族、太魯閣族、邵族、噶瑪蘭族的正名運動；在生存空間主權戰鬥上，有布農族人對玉山國家公園的抗爭，以及泰雅族人對雪霸國家公園的抗爭；在個別議題上，有反馬告國家公園、反亞泥等等來自部落族人自主發起的行動。

慢慢的，原運不再侷限於由都會區菁英與泛原運團體發起的運動，更多的草根力量遍地開花。若非最初原運的號召，讓族人在形成共同體的過程集結力量、看見差異，最終將力量回歸各地部落扎根，從單點向全臺擴散，也未能有如今更加多元美麗的風景。

原運之後　

逐步看見族群曙光

原運之後，陸續取得階段性的成果，1994年第三次修憲，「原住民」一詞首次進入憲法；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後更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的成立，開始有正式的中央原住民機構，由其將國家資源挹注到原鄉的文化復振及社區營造工作中；1998年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時任總統陳水扁與原住民族簽訂《新夥伴關係條約》，奠定原住民族與國家為「準國與國」的對等政治實體，國家首次跳脫福利、弱勢補助的框架看待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雖然體制外運動看似趨緩，但並非消逝而是轉變形式。原住民知識分子回到部落進行社群培力，亦有些人透過探討國家政策、撰寫原住民族相關權利法案草稿並推動倡議等方式，延續推動原運的核心價值。國家體制內，具有原住民族主體意識的參政者，仍持續推動相關改革；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過，將原住民族的主體性、空間主權、自決權入法，成為當代原運最重要的論述基礎。

狼煙重新升起

原運持續向前

雖然早期原運的抗爭有了階段性的成果，原住民族的生存也並非一夕翻轉，國家與原住民族傳統慣習的衝突仍不斷上演。

《原基法》通過的同年，新竹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發生族人經過部落會議決議，將因颱風而倒塌的櫸木帶回部落，作為美化環境與造景之用途，但卻被林務局以竊盜罪告發；宜蘭寒溪部落反水利署侵占水權而發起抗爭；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鶯部落及溪洲部落因土地開發被迫遷徙等事件，讓原住民族社會的憤怒持續累積，一直到2007年底，臺東卡大地布部落大獵祭，獵人依祖訓入山狩獵，卻被山警逮捕的事件，讓怒火一觸即發。當時籌畫抗爭行動的部落青年，奔走各部落結盟，透過「228部落烽火狼煙串聯行動」發出第一聲怒吼。2008年3月，以「308獵人行動－－為尊嚴而走」的號召，再次跨族群集結上街，是近十年最大規模的原住民族抗爭。

該次抗爭後，「狼煙行動聯盟」成立，各部落在每年2月28日便會燃起狼煙，將部落議題和訴求傳遞出去，此行動延續至今已經十年。之所以選擇228的原因，狼煙行動聯盟成員 Nabu Husungan Istanda表示：「在228這天，是臺灣社會反思轉型正義的日子，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被忽視及邊緣化。在這天升起狼煙，除了告訴祖靈，他們的孩子還在努力守護部落，更是要告訴臺灣社會，缺少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是臺灣真正的轉型正義。」

原住民青年接棒

我們還在路上

2012年前後，原住民族的議題抗爭再次達到高峰，例如從爭議多年的「臺東美麗灣BOT案」掠奪阿美族人的傳統領域、臺東都蘭部落「為Sra而跳，護衛都蘭鼻」的反都蘭鼻BOT開發，以及臺東卡大地布部落「捍衛祖靈，拒絕遷葬」的議題等等。早期原運主要反抗的是威權體制壓迫、守護自我尊嚴，然而前述以開發為名的土地掠奪，顯見在新自由主義的強大壓力下，缺乏實質與國家對等自治的情形下，原住民族的處境仍然艱困。

2013年核廢遷出蘭嶼的「反核大遊行」，以及以環境訴求為主軸的「不要告別東海岸大遊行」，集結東海岸眾多受困於土地議題的部落，再次走上街頭，成為非典型原住民族抗爭的另一波高峰。不同於過去原運與黨外政治勢力連結，近代原運多與公民團體合作，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

2013年底，因為不滿護家盟在遊行當中，以布農族傳統「報戰功」（Malastapang）的方式否定多元家庭的價值，一群在街頭上相遇的原住民族青年，決定發表聲明反擊，成立「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簡稱原青陣）。對於原青陣而言，原運不再是勢不兩立的原漢對立，而是整體臺灣社會的價值選擇倡議。因此，原青陣投入各地議題的聲援，以原住民青年的視角對主流社會的發聲，不論是318反服貿運動、反課綱黑箱微調運動、婚姻平權、性別平權運動、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等，皆可聽到原住民青年的聲音。

除了街頭發聲，原青陣也著力於青年培力，其與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LIMA原住民青年團，於2013年舉辦「原住民族青年共識營」，透過經驗分享、議題討論、實務操作等，培力原住民族青年關注公共議題以及裝備行動能量。近年來持續舉辦共識營，並聲援各地的原住民族議題，如「布農獵人王光祿事件」、「高雄拉瓦克部落反迫遷」、「反對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等，期待讓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權利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進而能夠理解與支持。

臺灣的原住民族運動雖有高低起伏，但不曾停歇，我們始終期待能夠建立彼此理解、多元尊重的制度，讓所有人用最好的方式與價值共同生活。看見差異，進而尊重差異，近代的原住民族運動不再是原住民自己的事，而是全人類對於未來共同的選擇和想像。

註：本刊使用「番」、「蕃」等字眼，出於保持引用歷史文獻所用之文字，非帶有貶義，尚請見諒。

─ 參考資料 ─

阮俊達，〈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1983-201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尤哈尼．依斯卡卡夫特，〈我們還有夢嗎？原住民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原運三十：回顧與前瞻》，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