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領時期的「番」、日據時期的「蕃」,到國民政府的「山地同胞」,最早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族群,其身分與姓名在不同的領導政權中不斷更迭,被他人賦予負面形象的身分,使自我的主體性與文化逐漸淹沒。「我是誰?」1980年代臺灣掀起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即是族人回應這場自我詰問的吶喊。
什麼是「原住民」?什麼又是「原住民族」?自1980年代,臺灣出現以「原住民」正名的呼聲至今,社會大眾普遍對原住民為什麼爭取正名,以及它的來龍去脈仍相當陌生。
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原住民是指「原本居住在此的人民」。在聯合國的《國際公約》中則更進一步定義:「原住民是指曾經或正受到殖民統治,原本就具有不同於統治族群的文化、歷史、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人民。」換句話說,即是因為先有殖民的歷史,才產生了原住民。而過去臺灣有歷史記載的400年,就是殖民統治者剝奪原住民姓名、文化的歷史。
從主體成為他者
番、蕃、山地同胞的分類
「臺灣原住民」是指17世紀以前就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族群,屬於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南洋島嶼的南島語族群的一部分。然而,17世紀航海時代來臨,外國勢力為了競逐利益、擴張勢力,開始遠渡各個大洋、大陸與島嶼之間,臺灣便成為了亞洲重要的中繼站。
荷蘭與西班牙為了貿易利益率先來到臺灣,隨後明鄭、清朝、日本、國民政府,以及大批漢人移民,先後來到此地。在經歷「國家」以統治力量進行大規模及制度性的改變之後,原住民族逐漸失去自己的土地、語言、文化,甚至是姓名,成為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有制度性的同化政策始於清朝,清朝政府將臺灣原住民稱為「番」,表示不屬於「中原」文化圈的異族;而「番」更具有野蠻未開化的意味,並再依據番人對朝廷的順服,以及對中原文化接受和熟悉的程度,將番人分成「生番」與「熟番」。
生番是指居處在清朝控制力未及的「國境外」──中央山脈地區,不受中央政權統轄的化外之民;而「熟番」則是指居住在臺灣西半部的平原地區,與漢人比鄰混居,屬於服納稅勞役義務的「國境內」番人。清朝統治的兩百年間,主要集中於熟番的治理上,為了防止漢人和原住民合謀反抗清朝或互相爭鬥,而採取漢番隔離分治。但由於政策失當,加上自中國東南沿海來臺的移民潮不斷湧入,使熟番的土地大量流失,族群為求生存開始不斷遷移或融入漢人社會中,首當其衝地喪失了文化的主體性。
清朝統治末期,日本正經歷明治維新的現代化改革,因而躋身成為世界強國。在西元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並取得臺灣的統治權,臺灣也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延續清朝的做法,將原住民稱為「蕃」,同樣將蕃人分成「生蕃」與「熟蕃」。由於日本政府認為,「熟蕃」經過清朝長時間的治理及同化,已和漢人無異,因此將熟蕃歸屬於日本國民;而「生蕃」仍為化外之民,是日本開發山林資源和土地的最大阻礙。所以在統治初期,便將目標鎖定在生蕃上,並制定「理蕃計畫」,除了以強大的軍事武力征服,並採取教化、撫育的「同化」政策,隨著軍事武力的推進,逐步控制了臺灣全島。
到了日治後期,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需求,日本實施皇民化政策,以確保臺灣人民對日本帝國的效忠,以及維持戰爭的兵力來源。此舉企圖將生蕃徹底的「日本化」,除讓原住民改為日本姓名,並組成「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戰場作戰,再將生蕃與熟蕃的分類變成「高砂族」與「平埔族」,表示「蕃人」已完全屬於日本帝國的臣民。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承接了對臺統治權。為符合中華民國建國的意識型態,也就是統一「中華民族」的理念,其採取全面「去日本化」的政策,將「高砂族」改成「山地同胞」,更強制原住民捨棄日文或原住民姓名,改取中文名字,將原住民族納入「中華民族」的成員。
國民政府認為山地社會相對西半部不僅貧窮,現代化的發展也相當落後,是需要被拯救與扶助的對象,因此以各種「山地平地化」的政策,促使山地社會現代化並遷居平地,實施補助措施以加速原住民融入平地社會。為明確標示出這些政策的實行對象,因此開始有了「山地山胞」、「平地山胞」身分認定辦法,而由於「平埔族」被認為已與漢族群無異,不必採取特殊政策,因而取消了平埔族群的身分,完全地消失在國家治理的脈絡中。
由「番」成「原」
原住民族的集體現身
然而,種種讓山胞「適應」主流社會的措施,使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系統瓦解,土地也接連失卻;更因傳統部落社會解體,以及種種對現代文明發展的追求,促使大量原住民遷移至都市謀生,原鄉部落逐漸空洞化。
但移居都市的原住民族人生活並不順利,族群差異、歧視、經濟、教育落差等種種問題,使多數都市原住民成為底層勞動者,在工廠、礦坑、遠洋漁業等行業中,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更有未成年的原住民女性淪為雛妓,使原住民族成為主流社會的邊緣群體。原住民族的身分與主體性,在國家的治理下完全地喪失,面臨族群消亡的危機。
原住民族除了需要面對現實生存的困境,一直以來,無論是被稱為「番」、「蕃」還是「山胞」,都表達出原住民族相對於統治者,是非我族類、野蠻、貧窮、落後、低劣的他者概念。這些歧視性的稱呼,經由歷代統治政權的治理,根「殖」原住民族的社會,制度化成為「漢/原」的分類統治,並依原住民的進化、服從程度分成「生、熟」、「平埔、高砂」,統治者更進一步利用此種分類方式,作為不同族群相互制衡的工具。
這種「漢尊原卑」的優劣階序,使原住民背負著汙名化的標籤──未開化、無知、野蠻形象,並自日治時期就透過教育系統(如吳鳳的故事)一再強化,使許多原住民擺盪於內在與外在的矛盾中,不停地自我探問:「我是誰?」
這個矛盾,到了1980年代被徹底引爆。當時臺灣正逢解嚴後,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浪潮,許多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受到這股潮流激勵的原住民知識分子,除了關注到原住民身處臺灣社會底層所遭受的苦難,更意識到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與內在自我,在歷代的殖民統治中瀕臨崩解。透過共同受殖民的歷史經驗,以及有別於主流漢族群的血緣、語言、文化等本質元素,原住民串聯各界發起了原住民族運動,型塑出「臺灣原住民族」的集體,並開始藉由各種街頭抗爭行動,包括還我土地、正名、自治等,爭取原住民族的權益,挑戰由漢族群主導的社會結構。
其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正名運動,促使政府修法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與「原住民族」,以及回復原住民傳統姓名,取消山地/平地原住民的分類等。正名的目的,無非是破除過去那些具有負面意涵的稱呼,重新建構代表自我族群的名稱,取代過去的殖民記憶。
自豪的喊出
我的名
原住民自我認同的意識形成,匯流成原住民族運動的開展,不但衝撞了長久以來,以族群差異為界線的體制,更在法理上產生了變革。1994年,臺灣第三次修憲,將憲法增修條文中第1、3條中的「山胞」改為「原住民」,並增加「原住民條款」,修憲結果於同年8月1日公布,這一天亦成為臺灣的「原住民族紀念日」。隨後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立,開始有了原住民族事務的中央主管機關;1997年第4次修憲增修第10條的「原住民族發展條款」,保障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經濟、土地、教育、語言文化等權益。
憲法的修正,改變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稱呼,而個人的身分同樣需要正名,也就是回復原住民的傳統姓名。內政部在1995年修正了《姓名條例》,讓原住民的傳統名字可以登記在戶籍資料及身分證;但因當時規定以「漢字音譯」呈現,且每個族群也有不同的命名邏輯與方式(例如阿美、泰雅族是親子聯名制,排灣族是名字加上家屋名),漢字音譯名不僅容易讓傳統姓名陷入漢族姓名「林(姓)小明(名)」框架的窘境,更無法精確表達族語的發音方式。於是政府於2003年再度修正,讓原住民姓名的中文音譯名或漢名,可以和羅馬拼音的姓名並列登記。
然而,原住民雖然依法可以使用羅馬拼音姓名,整體環境對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仍不友善,許多公私立機關的系統、表格並未依此作調整,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姓名文化的不理解,導致許多已經正名的族人,在生活上碰到很多麻煩。
仍然沒有名字
的族群
原住民族雖然已在法律層次上獲得保障,但現在的「法定」原住民族,主要是指過去的「生蕃/高砂族」,仍有許多「熟番/平埔族」未能成功正名。
在原運時期,平埔族群就已經共同向國家訴求,要正視平埔族群存在的事實。但由於受到殖民的歷史經驗差異,平埔族群被認為已經完全「漢化」,喪失自我的語言與文化,而不被視為原住民族,也時常被外界強烈指責尋求正名的動機,僅僅是為了要取得各類補助資源,而非認同自己是原住民族的一員。
各地方的平埔族群承受種種的質疑聲浪,至今仍為了恢復自己的名字而努力不懈,如臺南西拉雅族、苗栗道卡斯族、南投巴宰族、噶哈巫族,多年來各自推動族群的文化語言復振工作,同時在法律上也不斷尋找突破口,終於在2017年有《原住民身分法》修法的契機,也就是在現有的「山地/平地原住民」身分別中,再新增一項「平埔原住民」。
雖然這項修法為平埔族群正名帶來一線曙光,卻也再次挑起長久以來的許多爭議,包括法定原住民族對國家預算、資源會被稀釋的憂慮,還有山地/平地原住民的分類仍未打破,未依照原住民族的意願進行自我的認定等問題。此外,更牽動了原住民族選舉政治(山地/平原立委、議員選舉)的敏感神經,顯現出平埔族群的議題,充滿了政治競爭的意味,也為其正名之路添加了許多困難。
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
從原住民族集體正名、個人姓名正名,以及還正在努力當中的平埔族群正名,原住民族在街頭與體制內衝撞,努力地喊出自己的名字。原住民族自生存的夾縫中,撐開了在臺灣社會中的位置,將臺灣從一元族群的社會,轉向了多元族群文化的未來。不過,理想與現實仍是有很大差距,正名僅僅是一個起點,長久存在於社會中的歧視與汙名並未因此而消失。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以及內部不同族群間的對話仍須持續進行,無論是透過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形式,期待藉由身分與姓名的恢復,讓更多人認識到臺灣的原住民族群。
註:本刊使用「番」、「蕃」等字眼,出於保持引用歷史文獻所用之文字,非帶有貶義,尚請見諒。
─ 參考資料 ─
謝世忠,《認同的汙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遷徙》,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17年。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份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北:《臺灣史研究》,第12卷第2期,2005年。